文/次仁旺久:

筆者在十月十六日收到一份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台灣中央日報海外版的頭版末尾，看到原載聯合報十月十六日署名張駿逸所寫的『達賴與西藏路線之爭』一文（以下簡稱『達』文）．拜讀之後，發覺作者在假借贊揚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機會，實乃在頑弄魚目混珠，自欺欺人的勾當。

假如張君在獲悉達賴喇嘛榮獲近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同所有主持正義及愛好和平的各國人士一樣，於滿腔熱情慶賀達賴喇嘛之餘，痛罵一下主張以武力達成西藏獨立的『西藏青年大會黨』，尚且情有可原，然而，問題在於張君的真正用意並非贊揚達賴喇嘛長期追求自由，一貫堅持非暴力，以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政治理念而獲此殊榮，張君的真正意圖，乃是趁機利用世人對西藏歷史及西藏流亡組織現狀缺乏認識的弱點，加上新聞媒體誤解誤報，迎合歷代中國統治者一貫的擴張野心而捏造的歷史謊言，一相情願地把這次榮獲世界殊榮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說成是所謂國民黨中央派遣的蒙藏委員會吳忠信『主持』的坐床大典下產生的所謂中國之達賴喇嘛，然後，妄想順理成章地教訓包括西藏青年大會黨在內的海內外西藏人民，不要搞西藏獨立，對于張君的『用心良苦』，筆者作為一名西藏人，有義務用事實來揭發并駁斥其詭詐與謬誤。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張君在其『達』文的第一段，認為達賴喇嘛以和平方式追求西藏人的願望，與激進派以武力爭取獨立，在觀念上以及實質上都是直接沖突的說法，只能說明他對西藏青年大會黨奮門的宗旨及立場，以及達賴喇嘛追求西藏人的願望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所作的不實推論。

眾所週知，達賴喇嘛曾在去年（1988）6月的歐洲議會上發表了與中共和談的新建議，並且在建議中說，一旦達成他的目的，他就不再擔任西藏政教領袖的職位，而只要做一名專心修行的比丘僧。當時，西藏青年大會黨根據自己建黨的目標及立場，以及藏人與中共多年接觸的經驗所得的教訓，沒有接受他的此一想法，該黨主張，在采取和平對`話的同時，不排除以某種武力方式來促進和談。西藏青年大會黨提出的此一主張，與達賴喇嘛以及他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所通過的以和談方式爭取西藏獨立的立場，兩者不相矛盾的。西藏青年大會黨與達賴喇嘛之間從未有過任何路線之爭，也談不上有什麼觀念上與實質上的直接沖突。誠如達賴喇嘛於今年九月十一日在印北達蘭薩拉召開的第七屆西藏青年大會黨代表大會上所發表的談話中，提及有關西藏青年大會黨與中共和談的立場時所強調的，他說﹕『我們與中共的接觸對話，藏青黨雖有其不同的看法，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之間有什麼矛盾，這表明我們各自都處于誠心及互相愛護之情，而不是因發生矛盾造成截然不同的立場與觀念。但是，近來有些外國記者問我，一些西藏青年對達賴喇嘛提出的主張有不同的看法，藏人內部有沒有矛盾等等，當時我說並不是這樣。尤其我們講民主的時候，民主生活的真正體驗應以這些方面來獲得，我們為了要達成根本的目的，大家各自發表意見，有這樣最好的辦法，有那樣最有效的方式，共同進行商量研討。這樣，不管任何事情，才能辦得有條有續，不像一黨專制的中共那樣，一個人說話，大家不動腦子，一致舉手通過，是錯誤的作法。凡對藏政府負有政治責任的人們，經過思考安排的各項工作，挑出毛病來，提出合適的意見，是有益處的，這表明我們享有民主生活的樂趣』（大意）

其次要駁斥的是，張君在『達』文第二段一開始就提到有關西藏詞彙中，本來就沒有『獨立』一詞的說法。張君之言其實是英國殖民主義在覬覦西藏時所編造出來的論調。

張君說西藏詞彙中本來沒有『獨立』一詞，恰恰暴露了自稱為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藏學博士的他，對最起碼的西藏語言的無知，卻還厚著臉皮作解人；同時更充分顯示出堂堂一個大學副教授的他，竟然不惜違背學者所應具有的學術態度與良知，而甘心為其主子的政治需求，奴顏卑膝，淪為侵略者的傳聲筒與應聲蠢，來欺騙世人。

事實是勝過雄辯的，自從西藏的第三十六任國君松贊干布派遣吞米桑布扎赴印學習返藏創造藏文之日起，不僅在藏文中就有『獨立』這個詞語，而且從早先漢藏和盟的石碑上也可以證明。早在公元705年至821年，蕃與唐共締八次和盟，劃定邊界，互不侵犯，並約定由唐廷納貢給西藏國君綢絹五千匹，同時立碑刻約，記載此一史實。從盟碑上記載的史料可以看出，蕃漢兩國遠在一千三百多年就強調『蕃于蕃國受安，漢于漢國受樂』的兩國截然不同的主權國家及獨立地位的歷史和重要的法律依據，再從近代藏漢史料中，也可以看到達賴喇嘛五世治藏時期，西藏、蒙古和清國都保持著相當友善的關係，達賴喇嘛曾應邀訪問清國，而當達賴喇嘛和順治見面時，只行平行之禮。

清國之干涉西藏，始於雍正，但很快就喪失其控制力。鴉片戰爭後，英國為了打開貿易談判之門，於1904年8月派兵攻陷拉薩，達賴喇嘛因而出亡外蒙庫倫。

1906年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在那里他接受邀請訪問北京。他不但堅決拒絕對光緒行君臣之禮，而且對慈禧太后一再強調二國的關係禁止於宗教上的贊助關係，達賴喇嘛同時要求清軍撤出甘木（西康），停止騷擾邊境，並強調西藏的獨立地位不容侵犯，慈禧因而極為不滿。

1910年，清軍攻入拉薩，企圖以武力迫使西藏屈服，達賴十三世因而流亡印度，隨著1911年清國的夭亡，派駐拉薩的清軍將領鐘穎及聯豫遂向西藏政府投降。

1913年，達賴喇嘛十三世鄭重向各國政府重申西藏之獨立。

從上述古近兩代的史實可以看出，遠自公元前360年西藏第一位國君仰赤贊普立國起，至1949年中共不顧西藏人民的意願和史實，用欺騙與武力侵佔西藏至今為止，西藏的獨立，是不容任何人否定或篡改的歷史事實。張君利用英國人編造的謊言，說西藏詞彙中本無『獨立』一詞的說法，在西藏的史實面前，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最後要駁斥的一點是，張君在『達』文末尾提到目前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達賴喇嘛，是由『中央』派遣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其坐床典禮的。張君的說辭，道破了其為迎合中共和國民黨以及歷代中國統治者的擴張野心，妄想把西藏變成其殖民地的猙獰面目及自欺欺人的意圖。

事實是這樣的，1939年11月23日，當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拉木登珠，認定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後，由當時的攝政熱振呼圖克圖剃髮，取法名為吉尊降白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師松旺久聰巴密白德青布，簡稱丹增嘉措，之後，西藏政府向西藏全國及臨近各國發布決定1940年2月22日，在布達拉宮舉行達賴喇嘛十四世坐床大典的通令。當時，國民黨政府為了慶賀達賴靈童的坐床大典，於一九三九年三月，派員到拉薩獻禮。西藏史學家復格巴、旺久德丹所著『西藏政治史』一書，對吳忠信入藏一事有如下的敘述。

『噶廈以電報向中國政府、英國在印度的政府、尼泊爾王國、不丹及錫金，轉達達賴喇嘛十四世坐床大典的日期，英國代表是駐錫金的政治官員白斯圖拉（BASTLGOULA），尼泊爾及不丹的代表是兩個在拉薩的代表，中國政府所派的代表是吳忠信，事後中國政府宣稱派吳忠信主持達賴十四世的坐床大典，但實際上吳忠信參加坐床大典，如同其他各國代表一樣，除慶賀參拜外，並沒有絲毫的特殊。』

對于吳忠信『主持』達賴的坐床大典這個問題，中共的代言人牙含章曾作了相當有趣的描述，在他所寫的『達賴喇嘛傳』一書中﹕『當時國民黨政府偏安西南，已經沒有力量經營西藏，因之據說吳忠信到拉薩後，和噶廈並沒有舉行任何談判，只是『主持』了達賴坐床典禮……』這里必須指出的是，牙含章根據不同人的記載，明白坐床大典的真相及當時國民黨處在內憂外患的處境下，吳忠信當初派人赴羅布林卡（達賴夏宮）參拜靈童時，遭到西藏政府官員的嚴詞指責，不承認吳氏『察看靈童』之權，牙含章明知吳忠信當時只是觀禮，而沒能主持，所以在『主持』二字上特地加上意味否定的引號。

為了要進一步說明此一重要的歷史真相，筆者在此引用一段在1982年元月出刊的『台獨季刊』第一期，萬笑生所寫的『從西藏看中共』一文中有關達賴十四世坐床大典的敘述﹕『在中國片面聲明對西藏有主權的這個時期，由一則笑話可以戳破自欺欺人的說辭。當1939年達賴十四世行轉世及坐床大典時，英國的印度政府、尼泊爾、不丹和中國都派代表參加，中國派來的是『蒙藏委員會』委員吳忠信，吳和其他各國代表觀禮完畢後，便打電報給蔣介石說；『已會同西藏攝政主持大典畢，依清代舊制，應舉行金瓶掣籤，但以靈童靈異特著，清免予掣籤』於是，蔣便回電﹕『青海靈童慧性如此之深，必為達賴十三轉世無誤，應免予掣籤，特準繼任為第十四始達賴喇嘛』唱萬雙簧，蔣介石便告中國人民說﹕『達賴喇嘛為西藏政教上最高領袖，其權力之獲得乃資於中央之明令，足見西藏為中國之領土該是當頭棒喝。中國歷代的政府，一直就是這般欺騙中國人民，把人民騙進擴張主義的深淵。』

此上述三個不同人物記載的事實，足以證明吳忠信當時在拉薩同其他臨近各國代表一樣，只是觀禮，而沒能主持。所謂吳氏主持達賴坐床大典，完全是事後國民黨政府為了標示其在西藏行使所謂的主權而自編自演的丑劇而已。為此，筆者在結束本文之前，奉勸張君不要再扮演歷代中國統治者自欺欺人的傳聲筒，同時希望以藏學專家自居的張博士多讀點有關的西藏史記，做一名理智客觀的學者！

本文原載《台灣公論報》1989年12月2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