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白雄怒 *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至少在纸面上）以民族自治为基础的民族联邦制政策。这种管理制度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含了各种以前自我统治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和历史，中共以解放为借口以有争议的继承前清帝国的主张为由入侵了这些地区。

然而，这种民族联邦制的治理模式自2010年代初开始转向更加僵化和同化的政策，成为学者们所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尽管这一转变并没有具体的催化剂，但许多学者和中国观察家认为，2008年至2009年西藏和东突厥斯坦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2008年西藏的拉萨抗议活动和2009年东突厥斯坦的乌鲁木齐抗议活动之后，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得到了很大的推动力，许多人对当时的少数民族差别待遇政策提出了质疑。尽管藏族和维吾尔族认为这些自发的抗议活动是对国家歧视和压迫的不满，但大多数汉族人认为这些抗议活动是少数民族对国家恩惠忘恩负义的举动。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官方机构通过这些政策鼓励少数民族的异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从学术界蔓延到普通公民，并进入公共领域。中国的互联网也开始酝酿，网民们呼吁遏制国家对“忘恩负义”的少数民族实施“宽大”和“特权”政策。

事实上，中国确实在计划生育、入学、银行贷款、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招聘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实行了有限的优惠政策。然而，这种优惠政策从未产生过任何强烈的民族紧张关系，因为大多数汉族人（近91%）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因此，国家的民族政策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问题。然而，2008年和2009年的抗议活动在大多数汉族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情绪。这是由于这些抗议活动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以及随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及其对待少数民族的审查。大多数汉族人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是对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慷慨援助的背叛。大多数汉人的愤怒很快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共鸣，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国家将少数民族与大多数汉人进行同化和融合，以及在中国实现民族的非政治化。这些学者包括马戎、胡鞍钢、汪应果等。

这些学者大多受到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主张公民民族主义，认为中国的民族政治化加强了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他们呼吁用完全文化同化的模式取代基于民族联邦制的苏联治理模式。他们认为，通过照搬苏联的理论和政策，中国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引起了以前身份薄弱的民族精英的独立愿望。这些学者还声称，这种以民族为基础的政策既带来了分离主义的危险，也带来了像苏联那样的民族解体的威胁。

这种来自中国公民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广泛讨论和批评，使人们猜测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转变。这种转变虽然微妙，但在2010年1月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出现。与以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不同，它没有强调道路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而是更加注重藏区与中国主流社会的融合。该座谈会还强调了民族接触、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性。

随着2013年习近平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中国政策制定者中的同化派得到进一步推动。中国政府现在公开接受文化同化，并将其作为一种手段，通过尽量减少少数民族的身份和文化来创造一个单一的民族身份。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如禁止少数民族语言，鼓励与汉族通婚，将与少数民族社区的接触定为犯罪，将少数民族儿童送往中国大陆进行文化同化，以及压制民族传统和文化，包括宗教。在2020年举行的第七届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这种通过强制侵蚀民族身份来同化民族的做法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座谈会上，习近平呼吁在新时代以“十个必须 ”来治理西藏，并特别强调了西藏宗教的中国化。他认为藏传佛教是西藏文化认同的核心，并强调藏传佛教应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在中国特色的背景下发展。

在最高领导层宣布支持后，在西藏、东突厥斯坦、蒙古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民族政策，都非常注重中国化。毁坏藏传佛教佛像，限制僧尼人数，压制藏语教育，鼓励与汉族通婚，鼓励学习普通话，以及向西藏各地大规模移民，已经成为当前西藏的常态。这种第二代民族政策在消除民族认同和在少数民族中塑造单一的中国民族认同方面会有多大成效，还有待观察。然而，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身份的命运正受到严重威胁，会因同化而消亡。包括西藏和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未来之路显得异常艰难，并且充满了挑战和障碍。

*本文作者蒋白雄怒是藏人行政中央官方英文网站（tibet.net）和官方双月刊《西藏通讯》英文版的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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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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