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丁一夫：

香港向中國人顯示，既然港人能做到，中國內地也應該能做到。自由社會和民主制度就在眼前，不是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然而專制集團不會允許民主的示範作用危及他們賴以生存的體制。

最近兩年，我在藏區接觸過一些漢藏幹部和普通老百姓，很多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既然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再聲明堅持中間道路方針，放棄獨立訴求，只尋求在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之下的民族自治，而境內藏人盼望達賴喇嘛回歸，甚至到了有一百三十多人自焚的地步，中國政府為什麼不僅拒絕和達賴喇嘛對話，而且擺出那麼傲慢惡劣的態度來誣陷污衊達賴喇嘛，把話說得那麼難聽，把事情做得那麼絕，一副再也不回頭的派頭，這到底是為什麼？

最近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即白皮書，無意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一國兩制”可能長久嗎？

九七香港回歸，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方面是”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很鼓舞國人的民族主義心態，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承諾”馬照跑，舞照跳”，盡量消減港人對共產黨統治的疑慮，而實質性的東西就是在中英聯合聲明基礎上的香港基本法。

我和很多期盼中國早日走向民主的朋友，對香港的回歸抱著期待，期待香港對中國內地的政治變革提供一種示範。香港的法治，文官制度，分權體系，司法獨立，新聞自由，開放社會，都是中國走向現代文明和先進社會所最亟需,也是最缺乏的。凡有理智的公正的人都不會否認，香港人生活得比內地人好，不僅是富裕，更有精神上的充足，社會更公正，更有正義，而這和政治制度所提供的自由和民主是分不開的。香港回歸後，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存在，讓很多似是而非的反對和拒絕中國民主化的理由不攻自破。香港向中國人顯示，既然港人能做到，中國內地也應該能做到。自由社會和民主制度就在眼前，不是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

但是，也有不少人對香港的前途不看好，不少港人根據以往生活經驗，不敢相信共產黨，更不願重新落入共產黨統治之下，在九七回歸前去了加拿大。更有一些西方政治學者，對”一國兩制”抱懷疑態度。他們擔心香港變壞的理由也正是我們曾經期待內地會變好的理由：兩制下的民主制度會對原來舊制度下的人發生示範作用。他們擔心的是，專制集團不會允許民主的示範作用危及他們賴以生存的體制。

從共產黨革命綱領的角度看，容忍”一國兩制”是幅度很大的變化。 “兩制”差別之大，”除了軍事和外交”，就是兩個國家的差別。這說明，鄧小平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可以是非常靈活、講究實用的策略家。但是，這一代人一旦有實力了，發作起來也可以是沒有底線的人，或者說他們根本不在乎道德和原則。

對香港回歸後的製度安排，鄧小平一方面可以靈活到”馬照跑，舞照跳”，一方面卻堅決訓斥把這種制度安排和聯邦製或邦聯制聯繫起來的說法，他寧可另起爐灶發明一個新說法，即”一國兩制”。其中的心態和算計很明白：聯邦製或邦聯制，或任何別的說法，都是國際上已有的概念，和這些概念相連的有一套現有規則，選用已有的概念，就意味著以後得按已有的規則辦，必受制於人。而”一國兩制”是他自己發明的，想把話說得漂亮就可以說得漂亮到極點，可日後照什麼規則辦，也可以隨他解釋。

於是，回歸十七年後的第一個香港白皮書出來解釋了，精彩的說法是”兩制”必須受制於”一國”，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來自於中央政府的授權。那等於是說，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好，那也是我給你的，我不高興了就可以收回不給。西方政治學者的擔憂終於成為了現實：一個專制政權不會允許其內部有一部分長期實行民主體制，因為民主體制會產生示範效應​​，這種示範效應長期作用下，會損耗專制政權的合法性。

拒絕達賴喇嘛回歸的真正原因

看清了香港的遭遇，就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共頑固地拒絕和達賴喇嘛對話，絕不願意讓達賴喇嘛回歸了。因為達賴喇嘛回歸，前提是藏民族實行真正的自治，而達賴喇嘛將給自治的西藏帶來民主的政治制度。這種民主制度的示範作用，是中國的政治大佬們真正害怕的。
所以，中國的領導人這些年一方面嚴密地封鎖消息，不讓國人了解達賴喇嘛帶領流亡藏人半個世紀的民主實踐，另一方面死死咬住，說達賴喇嘛回歸就要恢復舊西藏的農奴制。其實他們並非不知道，西藏流亡社會的政治體制遠比中國內地更開明，更先進。

1959年3月達賴喇嘛流亡印度，12月第一次舉行大法會就指出：西藏要不同於以往地成為一個民主政府。 1961年10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公佈了憲法草案討論稿；1963年3月10日，達賴喇嘛公佈了《西藏民主憲章草案》；1965年西藏人民議會通過決議，收回舊西藏時期原有的所有封爵，也就是廢除了西藏傳統的貴族和莊園制度，並製定了​​議會工作章程；1966年5月設立了獨立的議會機構，從此開始了民主政府的運作。人民議會於1974​​年12月公佈了議會選舉章程。在選舉章程和規則方面，流亡藏人經歷了很多磨練，內部曾經發生爭執，但是最終在達賴喇嘛引導和乾預下達成共識。

1990年，西藏流亡政府召開特別擴大會議，達賴喇嘛指示，流亡政府將來的方向是”以民主程序由人民自己擔負起責任”。 1991年6月，達賴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憲章。以後用了10年時間完善流亡政府的結構和換屆產生方式。 2001年首席噶倫改選，西藏歷史上第一次通過人民直選產生了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 10年後，2011年，首席噶倫換屆改選，選出了一位在流亡中出生成長，在大吉嶺的流亡藏人學校開蒙，在哈佛大學深造的法學博士洛桑森格先生擔任流亡政府首腦。

就在這個時候，達賴喇嘛宣布政治退休，並作出持續努力將西藏政治世俗化，走向政教分離。同時，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一再重申中間道路，並且通過流亡藏人代表大會等程序獲得多數藏人的支持。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一再公​​開表​​示，只要藏民族真正得到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的自治，達賴喇嘛就將作為一個佛教僧侶回歸西藏，流亡政府將自動解散，西藏的政治制度將由全體藏人通過民主方式來決定。也就是說，未來藏人自治的西藏將是一個民主的西藏。

這個民主的西藏，必定會對整個中國產生無法漠視無法拒絕的示範效應。這是中共真正害怕的。這就是他們拒絕和達賴喇嘛對話，不讓達賴喇嘛回歸西藏的真正原因。

——原載《動向》雜誌2014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