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皮柯·耶尔 （Pico Iyer）

有些时候，少即是多，多即是少。你记忆中的事情越少，每件事在你心中回荡的空间就越多。一次短暂的旅途就像日本茶馆的一个空房间：如果里面只有一张画卷，那么这张画卷就成了整个宇宙。我发现，有时只有保持外出旅行的短暂，才能让内心产生的心灵旅程回响一生。

1985年9月，我乘坐的飞机从中国成都降落在距离西藏首府拉萨几英里远的荒凉跑道上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我当时是20多岁的年轻人，在曼哈顿中城25层办公室懒散地工作，为《时代周刊》撰写有关国际事务的文章。我设法逃出办公室，休息了六个月，在到达中国后不久，我了解到西藏那时对外国人开放，那确实是第一次。

我的父亲是个哲学家，他在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几个月后就见过他。早在我十几岁时，我就跟着父亲去达兰萨拉（Dharamsala）见达赖喇嘛（Dalai Lama），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从遥远的地方继续关注西藏局势。而现在中国政府将西藏向外国游客开放，我无法拒绝成为第一批游客的一员。

而当我踏入稀薄的空气中——天空特别蓝——我想知道自己是否已置身于香格里拉（Shangri-La）神话之中。中国的客车摇摇晃晃，车上的外国乘客寥寥可数，他们看起来像叛变者：围巾遮面的冒险者、穿着马裤游手好闲的人以及头戴牛仔帽不愿透露自己任务的科学家。我们一群充满好奇的人被赶上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很快出发。穿过道路和溪流，一路颠簸，踏上了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拉萨之旅。

一路上没有什么迹象能让我想到文明：只有一些洞穴外的小雕像和画在岩石上的多彩佛像。偶尔有位朝拜者从我们身边经过，经过几百天的旅行，他身上已满是灰尘。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然后跪倒在地，用祈祷者虔诚的叩拜姿势，一次又一次地重覆这个动作。最后我们的车停在一个破旧的庭院里，”日光城”向我们展现的就是一个在古老的帕廓（Barkhor）商城周围聚集起来的、房屋粉饰过的小镇。深蓝色的天空下，花箱是金色的，白色露天屋顶下飘动着破旧的经幡。

我觉得自己对西藏有些了解。我看过《雪地流亡》（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和《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等经典作品。我曾将《时代周刊》国际事务部的16名同事带到纽约第三大道西藏厨房餐厅昏暗的地下室，告诉他们喜马拉雅的真实情况，那个餐厅现在已不复存在。但我现在看到的和我曾读过的亚历山德拉·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在《西藏的魔力与神秘》（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一书中的描述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们绕着大昭寺前的主广场走，低声嘀咕”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希望外国人能悄悄地把他们流亡在外的领导人的禁照塞到他们手里。便衣警察在广场各处巡逻观察。在那里，果洛州游牧妇女带着绿色圆顶高帽，身材高大的康巴士兵长发中缠着红线，他们身旁是高原红的孩子，绕着大昭寺，边走边转动手里的转经筒。工人们则一边修复倒塌的建筑，一边唱着民歌。

我在中城时，读过一篇关于镇子远端一家新旅馆的文章，所以我提着几乎比我还大的行李箱，一路跋涉到那里。抵达时，我发现那里可能只是一家幽灵医院，房间没有人住，每张床旁边都有一个氧气瓶。我改变主意开始返程——没有人告诉我高原反应这回事。面带灿烂笑容的牦牛牧民朝我大喊，但是我听不懂。沙哑的东方乡村音乐——简单的人声伴着拨弦乐器演奏出的游牧民族歌曲——从路边货摊的磁带中传出。西藏当时未开发，所以并没有为外国人提供足够的游览之处。

最后，我看到一些欧洲面孔的人沿闹市区行进，我悄悄进入他们出现的那个黑暗入口。指示牌上写着：”八朗学旅馆（Banak Shol Hotel）祝您旅途愉快”。一位略懂英语的西藏年轻人告诉我，一个房间每晚2美元。这个房间只是个房间：一个大床垫配有一个荞麦枕头，几乎没有走动的地方。户外走廊的尽头有个很脏的公用卫生间，楼下院子里生锈的水龙头提供水。

我摇摇晃晃地爬上陡峭的木梯，将我的行李箱放到密不透风的小黑屋里，再次出门，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泥泞小路悄悄溜到大昭寺（就在几周前发生火灾）。在大昭寺前，僧人、游牧民族妇女、蹒跚学步的孩子以及她们的祖母，都在俯地磕长头。从黎明到午夜，都有人在这里朝拜。进到寺内，烛光摇曳十分昏暗，我几乎看不清东西。但很快，请愿者步履蹒跚地迎上去，经过一个个慈悲与智慧之神，为最终能在这个神圣城市最神圣的地方遂愿感动不已，我记得西藏人粗糙的脸上流下的热泪。

第二天一早，我前往甘丹寺，这里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之一。而现在这里只是一堆碎石。三位在土地上野餐的红衣僧人招呼我坐下和他们一起喝酥油茶，吃粗粮面包。在公共汽车后面，一群西藏人将另一个中国人包围起来，引发了一场争斗，让我想到，即使是本地人有时也会成为他们环境里的受害者。夜幕降临之后，我注意到整个小镇就坐落在13层的布达拉宫的庇护之下。 1000多个房间，只有少数亮着灯。

第二天黎明，天还没亮，我从这里出发步行一个小时，经过游牧民族的牦牛帐篷，帐篷外有零星几盏蜡烛。我到了一处很远的悬崖边，强壮的西藏人正在这里参加一场可怕的仪式：用一种传统的方式将人的尸体分解，喂食食肉鸟类。我感到这像一种侵犯——我们这些茫然的游客注视着这一神圣仪式——但没有看到”天葬”似乎是一种对神灵的亵渎。

下午，我去到色拉寺和哲蚌寺，回忆起我的教授父亲曾经讲过的的画满头骨的壁画，以及20,000人参加的辩论仪式。现在，院子里只有几只狗静静地坐在地上，还有几个新僧人想要玩弄我的相机。

最后，在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三天早晨，我沿着”之”字形漫漫长路向布达拉宫攀登。我跟随一群西藏人进到第一个院子里的小黑屋，用几分钱买了两本宗教卷轴画，上面印满了神灵和天地万物。我走进几间阳光能照进来的房间，僧人们坐在墙角的红色和金色窗帘之间，正在诵读佛经。到处都是雕像和宝藏厅。女人收到僧人送的圣水，鞠躬致谢，周围是曾经居住于此的第九世达赖喇嘛的遗物。

到了一处，我快步迈到一个粉饰过的台阶上，隔着山谷眺望群山，山上还覆盖着刚下的雪。天空呈深蓝色，我看到的每个东西都像锐利的变焦镜头拍摄的。我说不出为什么，也说不出是怎样的，但当我站在那里，我感觉到自己不仅是站在所有小册子上都提到的”世界屋脊”，而且站在自我的顶峰——一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更加清晰、强烈的心理状态。

或许是因为空气稀薄。或许是因为文化冲击，或者是不停的飞行和颠簸的车程所累积的疲惫感。当然，我并不渴望在这片土地上感受任何特殊的东西，那些与超越世俗的情感相关的东西。我想起1904年冬天英国军官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入侵这座城市的旅程，在西藏的最后一个下午，他走过很长一段路。他在此经历的一切是那样深刻，以至于他命令士兵脱下制服，返回欧洲，成为20世纪最热诚的和平主义者。

在我20多岁时，我愚蠢地认为塑造自己并不需要顾及别人的想法，只要用你能够坚持做的每件事为自己下定义。作为一位聪明的《时代周刊》记者，我认为自己反对陈词滥调。但当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站在那个明亮的高地，我向自己许下了一个从来没有许过的承诺。我要在两天后离开，仅仅在进藏100小时之后，这样，我在拉萨的停留就能一直在我心中留下清晰的印象。这些天是再也不会有的天堂，所有我要尽快离开，让这段插曲永远在我心中保持清晰。

现在，我为20多岁的自己感到难堪，太急于下定论，充斥着小学生的怀疑论。但在那个瞬间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只在拉萨待了四天，33年过去，那次停留的每个小时感觉都像大宴会厅里的一幅油画，可以单独挑选出来。我不止一次回到西藏首府，花了数年时间穿越不丹（Bhutan）、拉达克（Ladakh）和尼泊尔（Nepal），也到过类似海拔的玻利维亚（Bolivia）和秘鲁（Peru）。但我是对的：当时那种感受，之后再也没有过。

现在，我正坐在桌子前面，再次回顾这段旅程，想到总是自己处于一个空房间里，心里很充实。外出旅行——尤其是重要旅行的部分挑战，是有勇气知道何时结束这段旅程，只有这样，内心的旅程才可以永远保持鲜活、独特和完整。

 

来源：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