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雨舟
星期三下午(8月5日)，南加州大学的美中学院举办线上研讨会，发布“美国笔会”(PEN America)撰写的报告《好莱坞制造，北京审查》。该研讨会讨论视自由为生命的好莱坞，与视自由为禁忌的北京之间的博弈，以及北京如何将其影响力全面扩展到美国的电影制作，如何干预电影业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和文化媒介。
好莱坞为进中国甘愿北京审查
《好莱坞制造，北京审查》(Made in Hollywood, Censored by Beijing) 指出，“北京越来越多的经济影响力使其能够坚持要求其他人遵守其审查规矩，甚至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让其他人自愿将这些约束内部化，作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先决条件。”
报告指出，为了换取与中国民众交流的机会，妥协的好莱坞制片商甚至会认为，个人妥协似乎微不足道，或者是“物有所值”。
报告称，许多电影制片厂都在自由表达方面进行了令人不安的妥协，比方说，改变供国际观众（包括美国观众）观看的电影内容；进行自我审查；同意提供在中国放映的电影删节版；在某些情况下直接邀请中国政府审查人员进入拍摄现场，听从他们的建议来避免触碰北京的红线。
报告说：“这些(有争议的)让步都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大多数悄无声息，很少引起注意，而且经常没有经过辩论。”
致力于在好莱坞拍摄中国相关题材影片的制片人杨华沙(Lisa Yang)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事情出现引发争议的局面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是否引起辩论、经过争论，是美中之间的根本差别。她说：“在美国，观点和立场不同很正常，任何立场和观点都可以大声说出来，可以进行辩论甚至争执，然后有关方面根据支持者的多寡来做出决定。”
不过，这个程序在好莱坞与北京的对峙中没有出现过。
报告指出，久而久之，好莱坞的单方面妥协使得一系列新的习俗就这样在好莱坞扎根了—取悦中国政府投资方和看门人，已成为好莱坞的一种经商方式。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院访问学者、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郝建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长期的控制和审查，许多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在考虑中国电影市场时，都自觉地给自己划红线，自觉地回避有关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所谓敏感题材和敏感话题，好莱坞电影制片人会主动回避这些中国现实：1950年代末饿死几千万人口的大饥荒、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时的大屠杀、文革、反右等等，都是禁忌。”
好莱坞想不跪？叫你吃苦头
《好莱坞制造，北京审查》的主笔作者詹姆斯·塔格尔(James Tager)说，一部电影能否进入中国市场越来越成为它能否获得商业成功的因素，尤其是那些制片方投入了巨资的大片更是如此；北京政府把票房这个巨大经济利益作为绳索，套在好莱坞人的头上。
他说，一部外国电影是否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这意味着，是否遵守北京的一套规矩将决定片子是否得以进入。如果政府不喜欢一部片子的台词、或者演员，或者故事背景，影片可能就进不去；如果不讨好，甚至惹怒他们，片子就没戏了。
郝建说，就算片子“幸运”获批进入中国市场，还有可能被无故叫停。他说：“《被解救的姜戈》(Django Unchained) 2013年在中国放映时，只在影院上映了一天就接到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通知，立刻停止放映。没有给出任何原因。”
报告说，由于拍摄过批评中国的影片而被北京政府上黑名单的著名影星，包括沙朗•斯通，哈里森·福特和理查德·基尔等。
理查德·基尔在2017年的一次媒体采访中说，他因为长期支持西藏而付出了巨大的专业代价。他说：“有些电影我肯定不能演，因为中国人会说‘不能要他’……不久前还有人说，他们不能出资来拍摄有我出演的电影，因为那会让中国不高兴。”
郝建也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对那些对中国共产党有过不恭敬言论的演员进行封杀，迫使好莱坞电影公司在准备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作品中，主动排斥这些演员。理查德•吉尔和沙朗•斯通都是例子” 。
塔格尔说，如果你合作，片子不仅获准进入中国，甚至还会得到更多好处，包括更好的发行日期，进入推荐名单，等等。相反，如果你不合作，影片的商业成功将大打折扣。
北京要好莱坞“讲好中国故事”
报告的主笔塔格尔说：“北京审查好莱坞影视作品的目的，远远不是为了要剪掉他们不喜欢的某处内容，而是要重塑好莱坞作品，让整个好莱坞共同展示一个更加干净的北京政权。而且，他们使用制度化的审查来达到目的。用市场的威力作为工具，让好莱坞与审查者合作。”
报告指出，北京的目标还不仅是阻止中国大众接受政府认为对其不友好的信息，尽管这是审查制度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中共要先发制人地影响好莱坞讲故事的方式，就是让它讲一些吹捧中共、利于中共政治利益的故事”。
这份报告说，虽然美国也存在政府与好莱坞合作，以歌颂美国军队、倡导爱国主义的做法，就是所谓的推动软实力，但是，好莱坞电影“从来没有保留过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批评，以至于有部分美国大众说，好莱坞制片厂和电影明星不爱国”；事实上，好莱坞一直愉快地享受“不为政府所惧”的形象。
不过，好莱坞这一形象正在因北京政府而改变。报告称，好莱坞对中国独裁者让步的做法，正在为全世界设置一套新标准，因此，“迪士尼影业集团，索尼娱乐公司，环球影业，华纳兄弟娱乐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以及美国电影协会都拒绝对本报告置评，或者不予回复。”
报告说：“和我们对话的多数(好莱坞)人也只同意非正式发言，不公开，或者通过其他保证让他们匿名的方式说话……即便这样，受访人还经常拒绝讨论他们参与的具体项目的情况，只是泛泛而谈。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也不愿意公开露面，这其中的各种原因都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担心负面反应，包括来自北京的，来自他们雇主的，来自好莱坞的。”
报告引用一名好莱坞制片的话说：“我们都害怕在一篇哪怕是粗略讨论中国在好莱坞的文章中被提到名字。”报告还说，另一位制片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想保住工作的话，很难让他们公开说话’。由于这样的敏感情况，我们便不在本报告中引用他们的原话……这样的现实也增加了我们透彻了解更多真相的难度。但是，即使这样也已经绘制出一幅令人担忧的画面。”
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割舍不掉
美国笔会这份报告说，中国市场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规模，它马上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报告说，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季度票房首次超过美国。根据新冠疫情之前的预估，到2023年，中国票房将达到155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2019年的大约114亿美元。今年，也就是2020年，中国预计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这些数字显示，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如饥似渴，“这意味着，好莱坞首席执行官，制片，编剧，都在越来越多地眼睛瞅着中国市场来编剧、拍摄和制片，看如何进入中国，以便在那个有利可图而日益壮大的市场中保住一席之地。”
一名好莱坞电影公司主管告诉美国笔会：“中国电影观众的规模如此之大，如果你不小心对上了他们的爱好，就可以赚到一亿美元纯利润。”
报告说，随着好莱坞与北京的不平衡关系继续发展，可想而知，好莱坞面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1997年北京发飙下狠手，好莱坞从此服软
1997年，好莱坞发行了三部触及北京敏感政治神经的片子。它们分别是迪士尼出品、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达赖的一生》(Kundun)；曼德勒娱乐公司出品、布拉德·皮特主演的《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以及米高梅出品、理查德·基尔主演的《红角落》(Red Corner)。
这几部好莱坞的年度大片都没有进入中国。这还不算，北京发起了攻势。他们首先把这几部片子的所有明星和导演打入黑名单，尽管这份黑名单是否正式存在一直有争议。几家制片厂被禁止未来五年内在中国做生意。报告说，“这样一来，好莱坞制片公司被告知，北京可能根据它认为的负面表演而报复。而且，报复的对象甚至包括制片厂的母公司在内。”
南加州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说：“这是人们第一次清醒看到，和中国打交道时，你食物链上最弱的环节会伤及链条的最强环节… …北京会重点关注电影中所有的中国元素。”
好莱坞在接受了“教训”之后迅速退缩。 1998年10月，迪士尼时任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在北京与朱镕基会面时说：“坏消息是，电影已经拍了；好消息是没人看。我现在要道歉，以后会防止再让这类侮辱朋友的事情发生。”
一名制片厂首席执行官对美国笔会表达的意思是，《西藏七年》这样的电影现在根本不可能再拍，至少大制片厂不会拍。
2009年，《西藏七年》的导演阿诺(Jean Jacques Annaud)获邀导演一部中法合拍的影片《狼图腾》。他于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发表道歉信，称“没有想到的是，这部电影(西藏七年)播映后，使我的中国朋友受到了某种民族情感上的伤害。这一直都是令我很痛心的事情……我现在正在积极筹备，准备把姜戎先生的《狼图腾》搬上银幕。我希望通过这个’人与自然’的美丽故事，传递一种人世间以及宇宙间、万物生灵间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现一幅有关现代中国的巨型和谐画面；用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物种情感，使更多的人更加热爱中国，更加热爱中国人民精神的博大精深。”
2015年2月，《狼图腾》在中国上演。在4月的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阿诺因该片获得最佳导演奖。
对于自己在中国道歉一事，阿诺在西方媒体上一直轻描淡写。
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