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尤:

讀了曹常青先生「讓中國人知道，我們西藏人的苦難」一文後，又看到一些有關西藏問題的文章，主要內容是講曹文的不實之處。

本人曾在多民族混居的青海省生活過，有過許多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朋友，想藉此機會把自己多年對“中國少數民族”問題與諸位分享。

漢民族是具有燦爛爛歷史文明，人口眾多的大民族。其悠久的古代歷史，獨特的風俗習慣，自成一系的語言都令每一個生為漢民族，又長在自己民族中的人為自豪。大多數漢人從來也沒有也不理解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生活在另一個民族的氛圍中的感受，思考問題的起點往往是從一個“大漢族”的立場出發。上中學時老師教“我們對待少數民族一律平等”，在大街上大家圍著聽評書“岳飛精忠保國，抵抗外族入侵”等等。這種不把少數民族算在內，以漢族為出發點來看世界的傾向是那麼自然和可以理解。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雖然漢族佔了絕大多數，但不是唯一民族。作為漢民族，可以認為自己的文明，風俗是令人驕傲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他民族也是這麼去想。每個民族的人都有權利以自己的民俗為自豪。如果只認為自己的一切是優越的，其他民族也應該這麼想，則完全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了。

這種以大漢族為出發點的思考方式，在近期的有關西藏真實情況的文章中有明顯的表達。有人指出，關於西藏人的苦難中“餓死百萬，六千寺廟遭毀壞”的發生是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那個時候，全中國人民都在遭受著巨大的苦難，漢人餓死兩千萬，漢民族的文化受到了更大的破壞，言下之意是，藏人受到的這點苦是不值一提的，更指責曹長青先生為什麼不先對漢人的苦難表出關注，而只對藏人遭受的苦難這麼同情。這種思考方式正是狹隘民族主義的代表之一。曹長青先生本人作為漢人，能有勇氣把自己擺在藏人的置上，走訪藏人居住地，採訪達賴喇嘛，從一個西藏人的眼睛看世界。這種寬闊的胸懷，使那些“為什麼不先講漢人的苦難”之類顯得多麼的狹隘和鄙俗。

的確，大躍進和文革期間漢民族的苦難比每個少數民族都大，但這苦難的原因在於漢民族的政權自己，西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沒有任何義務與漢人分享歷史上藏族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和自己獨特的文明。在藏族有記載的兩千年歷史上，有兩個時期是隸屬於中原的中央政權的。第一次是成吉思汗後的元朝。當時的蒙古軍隊在征服中原後，藏人為了避免一場徵藏戰爭，保全自己，和蒙古簽訂了歸屬協議，由蒙古負責藏地的防衛，而藏人則在蒙古人中從事佛教傳播。第二次是滿清時期。出於同樣的原因，藏人承認滿清對西藏的主權，滿清政權形式上對西藏的喇嘛和官吏冊封，實則藏人自治。這兩次藏地歸屬中央政府時期，連漢人自己也是被征服的民族。而那些大漢族們以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曾自自願向中央政府表示過效忠，藏官著清服，達賴喇嘛曾寫贊毛詩”等為據稱西藏自古歸屬中央，其口徑與當年中共的宣傳何其相似。這種站在大漢族立場上的狹隘思維在一些身處異國他鄉的人身上還是這麼赤裸裸。試問君，文革那年你敢不戴毛像章嗎？光緒時你敢剪掉辮子嗎？在文化上，西藏與各民族一樣，有著自己獨特的風俗習慣。藏傳佛教是藏人的信仰，就像伊斯蘭教是阿拉伯人的信仰，猶太教是猶太人的信仰。中共幾十年的無神論教育，使目前的許多中國人不懂，不理解宗教。

有的人竟把達賴喇嘛和西藏的僧侶蔑稱為中世紀的落後，愚昧現象，這完全是對宗教的無知。就是在科技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克林頓總統也去教堂禮拜，美國猶太宇航員在宇宙飛船上還要找出​​正確的方向作禮拜。就是在留美的學生中，也有相當多的博士碩士加入了信教的行列。那些不尊重別人宗教，除了在承認自己的無知外，又能說明什麼呢。曹長青先生以自己的親身體驗，從客觀角度理解和支持了藏族人民對自己宗教的信仰，體現了一種博大的寬容精神，也是對那些狹隘的自我中心式的大民族主義的一種輕蔑。在西藏一九四九年前的製度這個問題上，有些人認為那時西藏的農奴制倒退，不合理，不人道，關於西藏過去的製度，這裡不想予以評述。大家都學過社會發展史，每個社會都是從一個初級階段開始變化發展，其間有變法，改良，革命等等，社會制度逐步在得到進步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西藏人民為什麼就沒有自己選擇自己社會的權利，而一定要由漢人去為他們制定制度呢？

請不要見笑，生活或曾經生活在一個曾餓死兩千萬人，至今改革了二十年而仍是世界上倒數的窮制度下的人，有什麼資格和必要去評價另一種制度呢。那些有時間譏笑西藏過去製度的海外人士，先點點自己口袋裡的洋鈔吧。

總而言之，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如果一些人的思維總是從大漢族的立場上出發，則在感情上必然不斷疏遠中國的少數民族。

漢人中有曹長青先生這樣能站在一個高度看待西藏問題的人，是漢藏和好的希望。

也有那些自恃大民族，蔑視仇恨少數民族文化風俗的少數小市民，這只能加深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隔閡，那樣的話，中國的邊疆就永遠會有一股離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