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力雄：

清朝時期，西藏向北京表示臣服，多數時間和多數問題上停留於名義。表面上，駐藏大臣被放在重要位置。實際上，西藏統治者以特有的圓滑和耐性，通過架空駐藏大臣保持實質上的獨立。

從國力上，清朝不是不能完全征服和控制西藏，而是沒有必要。清朝設置駐藏大臣的目的，更多是維持統治西藏的象徵，而不是進行具體的統治。那並非是一個在控制和反控制鬥爭中誰勝誰敗的結果，可能正是當時雙方共同追求、雙方滿意、因而也是最為自然與合理的結果。

這可以被視為一種政治關係，卻難以完全用當代的主權或宗主權概念進行解釋。西方觀念中的“大”是由“小”構成，“大”是一種清晰的事實，必須由準確界定的細節進行說明和確立，就像主權必須用邊界來界定一樣。而東方觀念中的“大”卻更多地接近一種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壞，因而常舍“小”以求“大”。

在古代中國的世界觀中，“天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強烈的文化優越感，視其他民族為“化外之邦”的“夷”“狄”“蠻”“番”。身為“中央之國”的君主，中國歷代對周邊民族放在首要地位的並非是領土、資源、邊界等那些“物”的事物，而是“禮”。只要“夷”“狄”“蠻”“番”對中國王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使“中央帝國”的尊嚴得到滿足，其他都屬細節，無需過份操心。加上“無為而治”的傳統帝王哲學，寧願讓那些“化外之邦”自己管理自己，所以古代中國的邊界一直十分模糊。

而中國周邊的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則首推生存安全和實際利益。為此，尊嚴倒是可以模糊一些。這同樣是東方式的思路。並非認為尊嚴不重要，而是把它當作極有價值的資源交換實際利益。那時西藏對中國名義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於這種需要。清代中國使西藏擺脫了自元以來蒙古汗王的統治，扶持格魯教派居於統領地位，幫助以達賴為首的宗教權力取得對世俗權力鬥爭的勝利，北京還為西藏提供豐厚的賞賜、必要的仲裁和對外防禦的保證……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處，所需付出的僅是在表面上對中國作出臣服姿態。那種臣服更像一種以假作真的遊戲，讓中國皇帝“君臨天下”的心理感覺滿足，而西藏並不因此喪失實質獨立。相反，堅持強硬態度會惹惱中國皇帝，西藏會受到大兵征伐，統治者會遭罷黜，人民也將塗炭，在這種得失對比中，明智的選擇是什麼，其實很清楚。

所以，無論中國還是西藏，在歷史上都不曾用現代主權的觀念認識和約定相互的關係。西方概念被確立為全球性的國際秩序，被東方接受認可，並在中藏關係中被雙方強烈地意識和爭取，只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才開始。目前許多似是而非的結論和糾纏不清的是非，根源都在把西方概念硬套在東方的歷史上。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