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江琳：
2013年10月21日上午，達賴喇嘛尊者在即將結束在北美的訪問，返回印度之前，和在美國的20多位漢語作家進行了一場座談。中國大陸在經歷了三十年改革開放後，出現了普遍而深刻的道德危機問題。與會的中國作家都承認，現在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之普遍、嚴重和惡質化，是我們一生中從沒有經歷過的，是香港、台灣、新加坡等漢人社會和韓國、越南等儒家文化圈社會所沒有的，也是俄羅斯和東歐等前共產主義國家所沒有的。孔孟學說和傳統儒家文化已遭多年斯文掃地，各大宗教和民間信仰曾遇滅頂之災，至今有些宗教信仰仍然處於政治性迫害之下，而國家作為立國基礎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其實已經破產，不再有人相信。五四運動後引入的西方“德先生”和“賽先生”，景況十分尷尬。 “德先生”經歷坎坷，始終抬不起頭；“賽先生”則被供了起來，成為一切荒唐政策的藉口。寺廟成了旅遊點，文化成了經濟唱戲的舞台。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觀察，我們腳下已是一片道德的廢墟。
漢語作家的提問，和達賴喇嘛尊者的簡短答复，有一個明顯的區別，那就是當我們都站在這片道德廢墟上的時候，怎麼來看待這片廢墟。作家們是以一種追索者的身份來思考和提出問題的，而達賴喇嘛尊者則是以一位佛教僧侶的身份來回答問題。於是，在言說我們面前的這一片道德廢墟時，我們這些作家口中的第一人稱是第三者的身份：我站在廢墟之上，不是廢墟之中，道德的普遍墮落和我沒有關係，這廢墟不是我造成的，而是別的什麼人造成的，我要追問是誰之罪，我想知道該怎樣重建道德。達賴喇嘛尊者的態度是，人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我們都站在廢墟之中，我們要理解道德廢墟是怎樣造成的；同時，每個人都有變得更好的潛質，道德問題是一個普世問題，重建道德是一種普世責任，我們所有人都必須一起重建道德。
座談中討論熱烈的第一個問題是，造成中國大陸道德廢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探索，指向了中國文化中的法家傳統、儒家傳統，更多的指向了西方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失敗；造成道德廢墟的直接原因是宗教信仰的缺失，還是專制暴政的後果，是當代經濟和物質生活的突變，還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類生活的改變，等等。參加座談的漢語作家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很不一致，但是基本邏輯是一樣的，即我們必須探索並尋找到當今中國道德問題的根源，必須找到一個或幾個原因。找到了原因，我們就知道，必須批判這些造成當代中國道德廢墟的根源，將其批判透徹了，在重建道德的時候，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轍，我們才能知道用什麼“清白”的材料來重建道德。
達賴喇嘛對這些提問的答复，從邏輯上就和漢語作家們不一樣。達賴喇嘛說，當代道德問題並非中國獨有，其他國家和其他社會也同樣有，只是表現形態和嚴重程度不一樣，而造成這種道德問題的，是多種複雜的因素的組合。按照佛教的說法，當代各國的道德問題各有其“緣起”。所以，今天當我們站在道德廢墟上的時候，不能認為我們腳下的廢墟已一無是處，不能指望在廢墟之外能拿來“清白”的重建道德的資源。我們只能在道德的廢墟上，發掘廢墟，利用一切有利於重建道德的因素。
以馬克思主義為例，達賴喇嘛又一次說，我可以被視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一說法又一次讓參加座談的中國作家感到困惑。作家們都相當詳盡地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兩百年來在全球的實踐已經被證明是完全的失敗，其中就包括最近半個多世紀在中國的失敗，這種失敗顯然是和當代中國道德墮落問題有一定關係的。以前就有人為此指責過達賴喇嘛尊者。但是，達賴喇嘛對馬克思主義的評論，是有清晰定義的，他說的是，他讚賞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經濟理論中公平分配的觀念，窮人和富人應該公平分享社會財富。他說，平等觀念是道德的，符合佛祖的教導。達賴喇嘛曾經說過，在佛祖的時代，佛教在古代印度的產生，就是因其倡導平等觀念，反對不道德的種姓制度。
對於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在中國道德建設中的功過是非，達賴喇嘛舉了一位佛教大師的話說，我們面前有一袋米，我們不能只拿出一粒米，就來判斷這一袋米都是好米，或者都是壞米。這一對待傳統文化的認識論原則，看似簡單，恰恰是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經常缺失的。事實上，所謂“傳統文化”是一個時刻在變化的複雜的集合體，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在對道德起著單方向的作用。當我們用“傳統文化”這個名詞來描述當代道德問題的時候，我們所闡述的，往往已經不是原來“傳統”中的“文化”，我們所得到的結論往往只是我們加於傳統文化之上的。當我們拿出一粒米是好米或壞米的時候，我們只能說此刻這一粒米是好米或壞米，不能說這一袋米都是好米或壞米，也不能說這一袋米從來就是好米或壞米。
對於宗教和科學對當代道德重建的作用，是大家十分關心的問題。通常認為，中國社會極其嚴重的道德問題，和中國文化中宗教的薄弱、宗教在近代遭受毀滅性打擊、導致普遍的宗教缺失緊密相關。據學界估計，當今世界七十億人口中有十億“非信仰者”，即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這十億非信仰者，起碼有一半是在中國大陸。儘管參加座談的中國作家這整整一代人是經歷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教育長大的，恰恰是非信仰者最集中的一代人，但是我們很多人都理解，宗教信仰是各個社會中道德規範的基礎。一個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類群體，很可能就失去了重建道德的精神資源。 “人在做，天在看”，儘管人們對“天”代表什麼有不同的理解，但人對“天”的畏懼形成了行為的約束，這顯然是一種曾經普遍存在的道德來源。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沒有這種終極性的行為底線。所以，中國重建道德的方向，或許指向民眾宗教信仰的養成。
但是，達賴喇嘛尊者作為一個宗教領袖，卻不同意這種簡單的結論。尊者指出，宗教和道德之間，並沒有這樣簡單的因果關係。在其他全民具有宗教信仰的社會裡，也存在社會道德問題。而且，如果沒有恰當的認識和正當的使用，宗教本身也會產生道德問題。宗教信仰的不同，處理不當會造成大眾的分裂，甚至暴力對抗，流血和殺戮。這種以宗教的名義造成的暴力和流血，同樣是不道德的。
對待科學和道德的關係，尊者提出了全新的觀點。流行的觀點認為，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科學的長足進步，尤其是進化論的發展，對傳統宗教形成強烈衝擊，造就越來越多的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和非信仰者，是當代道德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科學技術的影響被視為當代道德重建的一個負面因素。於是，當代道德重建問題在怎麼看待科學技術發展上處於一種兩難境地。
達賴喇嘛不是這樣看的。尊者並不把科學和宗教對立起來，他主張科學和宗教，特別是佛教是可以對話，應該對話的。從流亡早期起，達賴喇嘛就有機會接觸到西方最傑出的科學家，開始了和科學家的對話。是世界上一流的物理學家、宇宙學家、生物學家、神經科學家和心理學家引導達賴喇嘛尊者了解和理解當代尖端科學。達賴喇嘛發起建立了心靈與生命科學研究所，每年和世界一流科學家對怎樣理解世界的本質、怎樣運用科學和宗教來有利於人類的心靈世界，造福於人類等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這樣的對話已經進行了三十年，現在依然在進行當中。
在座談會上，有作家提出，著名中國哲學家杜維明正在中國大陸交流，建議尊者可以和他這樣的中國哲學家進行對話。事實上，早在1997年的心靈與生命對話會上，杜維明和五位物理學家就到了印度達蘭薩拉，在尊者的客廳裡，和尊者一起就世界的本質等最尖端的物理學和哲學問題進行了緊張的對話，並在對話會後出版了專著。在流亡生活的幾十年裡，尊者一直在這樣做，而且非常重視這一工作。就在紐約座談會的一周後，尊者就將在印度達蘭薩拉和科學家進行第27次心靈與生命科學對話會。
尊者認為，科學與佛學有很多相契的地方，而佛教是主張慈悲的，科學也一定可以對道德的重建起到正面的作用。這一點，和其他幾乎所有人的看法都不一樣。尊者認為，未來全球七十億人口所有問題的解決，不可能無視十億非信仰者，包括道德的重建。任何道德重建方案的成功，必須把非信仰者包括進來。為此，科學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尊者說，未來世界道德的建立，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不是只用宗教信仰來作為一種約束，而是用科學和理性來讓所有人理解，做一個道德的人對自己是有利的。所以，達賴喇嘛尊者提出了超越宗教的世俗倫理的概念。他的最新著作《超越宗教——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的道德》就詳細地闡述了這一思想。
在怎樣看待當前中國政治制度的問題上，達賴喇嘛尊者也是取一種正面的態度。儘管中國政府最近二十多年來一直把他形容為“披著羊皮的魔鬼”，以一種不可理喻的態度拒絕和尊者真誠對話，以一種不負責任、不道德的方式來咒罵和侮辱尊者，但尊者始終沒有改變慈悲為懷的態度。尊者始終沒有放棄漢藏和解的希望，也不認為推翻現有的政權就能解決中國的道德問題。在很多公開場合，尊者回憶1954年訪問北京時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觸，以正面的語言描述對中共幹部的印象和看法，並且指出，中共早期幹部中為人民大眾謀福利的精神，仍然是將來道德重建中應該肯定的資源。
達賴喇嘛尊者輕鬆隨意地回答了中文作家們的問題，向大家顯示了這樣一個邏輯：當我們站在道德廢墟上的時候，我們重建道德的資源就在這片廢墟之中。在廢墟之外，並沒有我們可供使用的現成材料，我們只能使用道德廢墟上一切可用的資料，我們沒有別的選擇。為此，自信心非常重要。因為，道德的重建，說到底是人心的重建，是心靈的重建，而作為一個佛教高僧，他對人性有著深刻的理解，對人心變善的潛力，有著最大的信心。
達賴喇嘛尊者是一位世界級的精神領袖。去年在印度新德里，國家伊斯蘭大學副校長Jung先生對我說，在他看來，達賴喇嘛就是他內心的光。自從甘地被殺後，他內心一片黑暗，直到看見達賴喇嘛，內心重新有了光。這個世界上，最需要聆聽達賴喇嘛的是中國人，而最不了解達賴喇嘛的恰恰是中國人。去年和今年，我在中國大陸旅行，見過很多漢人和藏人，熟悉的朋友和素不相識的人，一有機會我就跟他們講達賴喇嘛。我發現，大家理解達賴喇嘛並不困難，只要有機會接觸他的思想，願意閱讀他的著作，願意放下成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