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茨仁唯色:

1981年初秋，在藏區東部日益漢化的小城康定（藏語叫達折多）初中畢業的我，恰遇位於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預科部（相當於高中部）招收藏族學生。這個預科部應該是始於1985年，出於加快同化的目的，在北京、上海等諸多中國城市創建的西藏班、西藏中學的前身，具有實驗性質。當然，官方的說法一概是“幫助西藏培養人才”。

並非父母鼓勵，純屬個人意願我報考了預科。正處在叛逆期的我不想被父母管束，且覺得成都是個充滿新鮮事物的大城市，並沒有意識到漢地與藏地有什麼不同，也沒有預料到我會與自己的家園、所屬的文化漸行漸遠。

穿軍裝的父親把我送至成都。我們坐在座椅硬梆梆的長途汽車上，翻過了高高的二郎山（藏語它叫什麼呢？），這之後，窗外的風景是青青翠竹、大片菜地和掛滿枝頭的水果。當我們下車，我第一眼看見的是街邊飯館前擺放的盆子裡，堆滿孤零零的兔頭散發著誘人的味道。我一時發楞，立刻想到的是吃兔肉會變成豁嘴的西藏民間傳說，眼前也出現了那穿過高山縱谷的道路上，藏語發音是“Ribung”的兔子倏忽而逝。

撲面而來的很多都是迥異的。飲食；外表；口音……開始吃紅燒鱔魚、吃麻辣兔頭、吃青蛙肉。知道吃這些違背了禁忌，更知道不吃這些就是迷信的“蠻子”。成都人似乎愛說“蠻子”，如果你連兔頭都不敢吃，必然就是瓜兮兮的“蠻子”（瓜兮兮的意思是笨蛋）……成都是個潮濕的盆地，我和同族的同學們都驚訝地發現頭髮捲曲得太厲害了。一般人將這種“自來卷”看成是少數民族的特徵。於是我們每天早上都用梳子狠狠地梳著長而卷的頭髮，要把捲髮梳成直發，最終剪成齊耳長的短髮，雖然還卷，但看似燙過，就像成都街上的中年婦女。

設在民族學院的預科是一個封閉的“小學校”，我們被安置在校園一角的兩間大教室裡上課。我們從不和成都的中學生接觸，根本不知道同齡的他們每天在學什麼，但應該是一樣的，畢竟我們和他們的課本完全相同，絕不會多出另一本藏文課本或彝文課本。我的同學多數是藏人，其餘是彝族，但會說藏語和彝語的沒幾個，隨著時間推移，人人都是一口流利的成都話。後來，拉薩的親戚們形容我的舌頭是“做過了手術的舌頭”，因為那些顫音、捲舌音、齒齦音等若干種傳統藏音，我不是發不出口就是發成了怪音，甚至連藏語的“拉薩”這個詞都發音不准。

上大學的經驗更是被置換的經驗。整個西南民族學院有三十多個各具名號的少數民族，讓我們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環境裡，卻並不了解這些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只知道在一些民族的節日吃一頓有民族風味的飯菜，或者圍著篝火喝酒唱歌跳舞，或者用臉盆互相潑水過一過傣族的“潑水節”。多民族的特點也讓我身陷時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卻並未受到過任何本族化的教育。

我滔滔不絕秦始皇修長城卻說不出布達拉宮如何築成；我倒背如流唐詩宋詞卻讀不懂六世達賴喇嘛的詩歌；我熟知紅色中國若干個革命烈士，卻不了解1959年拉薩起義中藏人自己的英雄……好在我沒有忘記拉薩。那是我的出生之地，四歲時隨父母遷徙至藏區東部，從此深懷對拉薩的鄉愁。直到1990年春天，我大學畢業的第二年才終於返回，在官方主辦的西藏文學雜誌社任編輯。

但抵達拉薩的最初見聞讓我驚訝。童年的記憶並不清晰，而我只能從我父親當年拍攝的照片裡留下對拉薩的模糊印象，似乎有一種別具一格的美好。現實卻是荷槍實彈的軍人佈滿全城，一輛輛裝甲車隆隆碾過大街，這是因為一年前即1989年3月，許多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平民走上街頭，抗議1959年中國政府對藏人反抗的鎮壓，而這一次，北京對拉薩實行了長達一年零七個月的軍事戒嚴。

雙腳站在拉薩的地面上，我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毋庸置疑，這是做過手術的舌頭造成的。我發現，我幾乎說不出幾句完整而標準的藏語，我脫口而出的反而是帶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話。可是，我的母語原本並非中文啊，只不過我的問題在於，我的母語在成長過程中被置換了。我甚至懷疑這是因為我吃過麻辣兔頭，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連外貌也會改變。

二十年後重返拉薩的我其實是一個失去自我的我。而我對自我的追尋、抗拒、接納……最終以今日的立場講述西藏的故事，實在是花費了太長、太長的時間。但萬事萬物的形成都是有原因的，我之所以被置換成另一個人也是有原因的，正如西藏的一句諺語：“鳥落在石頭上，純屬天緣”，幸運的是，我沒有被換掉心臟。

至今讓我難忘的是第一次去大昭寺的經歷，它意味著一個重大的轉折由此發生，更像一股強大的電流，將遭到異化的我重重擊中。那是一個黃昏，我被依然保留著藏人傳統的親戚帶往寺院。不知為何，淚水從我邁進寺院就莫名湧出。當我見到含笑的釋迦牟尼佛像時，不禁失聲哭泣，內心有個聲音在說：“你終於回家了。”不過我立刻感到痛苦，因為聽見旁邊的僧人用藏語感嘆：“這個加姆（漢人女孩）是多麼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