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紮瓦:
誤導母語概念
所謂藏文班，指的是西藏境內有藏語文課程授課的班級。目前，除了藏文授課，“藏文班”與漢人子弟所在班級的授課沒有區別。一個“藏文班”出身的藏人，給我講過他上中學時的經歷：根據班裏學習委員的要求，將“語文”作業本交給了學習委員，可是學習委員卻把作業本退還給了他，他問緣故，學習委員答曰：“我要收的是‘語文’作業本，你那是藏文作業本”。朋友怒道：“‘語文’？藏文就是我的‘語文’！”
的確，在西藏各所學校的課程表中，赫然寫著“語文、數學、藏文”等課程名稱，所謂的“藏文班”也不例外。部分藏族學生也習慣將“中文”說成“語文”。且看西藏的小學教科書，“藏文班”所使用的中文教科書是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中文課本封面上印著中文“語文”的字樣。
我們都知道，本民族的口頭語言，以書面形式寫成的文字就叫“語文”。顧名思義，“藏文班”的學生都是藏人，而將藏人學生使用的中文教科書命名為“語文”，長此以往，在一般藏人學生的潛意識中，會起到將中文誤認為是母語的誤導作用。如果這不是無意的，那麼是不是就意味著一種殖民教育？
從現狀來看，我認為“藏文班”只是一個除了教授藏文課程外，其他教學內容與漢人學生所學課程沒有任何區別的學習機構。與二十多年前的“藏文班”相比較，現在的小學課程中，除了藏文課之外，其他課程中基本上不用藏文教學。所以，現在的“藏文班”將成為一個迫使藏文葬送于本民族學生手中的“葬文班”。
當然，現在的藏文課本上，也用藏文打上了“語文”的書名，但問題在於對學生而言，面對兩種“語文”，藏文和中文哪一個才是屬於自己的“語文”？我的朋友在中學時期，曾問過他的藏文老師相關問題，得到的答案是：“這是敏感問題，我不想被人戴上‘利用講臺歪曲西藏歷史’的帽子。”的確，曾有過一些藏人教師因大談類似問題，而被冠以類似“罪名”入獄的先例。
灌輸政治辭彙
日本佔領中國滿洲期間，根據其《思想矯正法》的規定，對當地中國人開展了大規模的奴化教育，其方式包括以日語教育為主，漢語為輔，但初期也有儒家教育課程。不過日本人初期對中國學生進行儒家教育的目的，肯定不是幫助中國人牢記自己的本土文化，否則，沒有必要在當時的滿洲推行《思想矯正法》。與當年的日本人相比，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教育政策，也有很多大同小異之處，如利用藏民族語言文字，給學生大量灌輸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辭彙和思想，如“三個代表”、“八榮八恥”等。
回避史實
因為經不起歷史的推敲，所以在西藏的教科書中，從來忌諱給學生教授遠至吐蕃時期的“蕃唐戰爭”，近至1959年的“拉薩事件”等客觀史實；也從來不在藏文課程中講述有關藏人祖先或文化發祥地等細節，甚至很少有內容涉及民族風俗。如此一來，將西藏本土的藏文實行空殼化教育，只保留藏文字作為一種交流工具的基本功能，再輔之以中國的國家主義、大民族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主要內容，將藏文蛻變成一種被利用的政治工具，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藏文的使用率並不比中文少多少，而這是為了推銷“革命思想”，需要暫時使用這個文字作為工具，但由於當時的廣大“翻身農奴”別說中文，就連會熟練使用藏文者的數量也較有限，於是書寫政治標語的任務，自然地落到了當時的“鬥爭對象”們的身上，藏文字也就隨處皆是了。當然，在這個時期，各學校的藏文課程有過數年被禁的厄運。
取消藏文授課試點班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胡耀邦執政期間，西藏的語文教科書雖然仍沒有脫離作為意識形態教育工具的特點，但就使用和發展民族語言文字而言，迫於“形勢的需要”，也的確獲得過中國政府自1959年以來最大程度的重視。西藏的語文課本中首次出現了布達拉宮等名詞，但這也是為了配合向學生講述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民族團結”的“佳話”而不得已為之的，剩餘的內容則全是與藏文化風馬牛不相及的類似共產黨發家史的“紅色典故”。
但隨著中共務實派的倒臺，西藏語文的發展水準又回到了本文開頭的那種狀態，如語文課時縮減，取消八十年代“藏文班”中設置的用藏語教授數學、自然等課程，並完全由中文代替所有非西藏語文的課程。
控制教師
現在，如果想當一名藏語文教師，藏語文水準並不是唯一的考核標準。除了具有中國政府開辦的師範類學校的畢業證書外，還應在此間學習中文、馬列經典及中國共產黨的相關理論知識。當然，藏語文教師學習這些課程，教材都是中文版本的。所以，不懂中文的藏語文教師，根本無法進入官辦學校的師資隊伍。如此嚴格的准入門檻，使得官辦學校的藏語文教師與所有藏人一樣，人人頭上似戴上了一個無形的政治緊箍咒。
控制民辦語言教學
因此，沒有融入中共官方意識形態控制範圍的教育場所，是不受官方支持的，甚至將遭受排擠或被取締的厄運。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拉薩的一些對民族文化發展持悲觀態度的藏人家長，為使子女們能夠繼承和發揚本民族語言文字，將小孩送到了一所由私人開辦的藏文基礎班進行學習。這就是被拉薩人稱為“擦蘇學校”的一家類似私塾形式的藏語文學習場所。該學校由一名終生獨居的藏人長者創辦，位於拉薩市小昭寺南側的居民區，每當上學和放學時間，曾有數百身穿蘭色的確良大褂的兒童，穿梭于周圍的大街小巷。學校創辦初期，主要向學齡前兒童教授藏語文基礎課程，從教學方法、文具使用等方面，基本沿用傳統方式進行授課。由於成效斐然且收費低廉，深受藏人家長歡迎。一些學齡兒童及成人，也加入了該學校藏語文學習者的行列。
學校創辦初期，並沒有得到官方幾乎任何方面的支持。相反，幾年後因該學校“非法招用應當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兒童、少年”而遭到被取締的厄運。一度曇花一現的西藏民間藏語文辦學熱潮，因此而遭受重創。
目前，官方開辦的學校內的藏語文教育狀況不容樂觀，甚至似乎要倒退至三十年以前的窘境。1978年以後，西藏境內的藏人社會中，重新掀起了一股學習藏語文的熱潮。這自然受益于鄧小平及胡耀邦時期較溫和的西藏政策，而另一個也是主要的原因，還是出於許多藏人萌發的民族文化危機感。
文革中的藏文
在這以前的十年中，西藏遭受毛澤東文化革命的大規模迫害，所有被當今世界認為是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的事物，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由於所有學校受該運動影響而導致長期無法正常教學，與其他課程一樣，藏語文教學也陷入了全面停頓。一位曾改名為“毛衛東”的藏人告訴我：“文革開始後，別說藏文，連漢文、數學都學不好。雖然我原來學過幾天藏文，後來也沒機會學了，所以現在等於不會藏文了”。
但文革的開始，並不意味著藏文使用時期的結束。早在解放軍進藏初期，共產黨許多宣傳文件被翻譯成了藏文。為了傾銷“革命”，許多漢族幹部開始學習藏語文，同樣，大量的藏族青年也被招募學習漢語文，並在日後從事翻譯工作。文革開始後，為了解決當時普通藏人普遍不懂中文的問題，大部分與文革有關的宣傳品，如大字報、毛澤東語錄、毛選及政治漫畫等都使用上了藏文。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文化革命在西藏波及面深廣，很多政治宣傳物的藏文部分，是當時那些被當作“鬥爭物件”的西藏的“牛鬼蛇神”們書寫的。一位曾被下放到拉薩魯固居委會的原西藏政府官員回憶：“當時雖然有很多人懂藏文，其中包括一些漢族，但因革命的需要，加上許多藏人雖然懂藏文，可是由於書法技能普遍欠佳，寫出的東西根本拿不出手，所以就強迫我們來書寫各種藏文宣傳物。說實話，我當時也的確熱衷於參加這種活動，因為只有在寫這些東西時，我能盤腿坐在卡墊上，悠然地寫字，那些批鬥我們的積極分子也不怎麼敢影響我。我們有時候是自己在紙帽子上寫完批判自己的文字，然後自己再戴上紙帽子去參加批鬥會或者去遊街”。
因此，可以說在那個時期，藏文只能服務于文革，但凡涉及宗教的藏文檔，都會被當作“四舊”而遭到毀滅，利用藏文學習佛學更是不可能的。
有名無實的“藏語文發展”
目前，官方對藏語文的教育，已經退步到了僅僅表明“重視少數民族語言及文字”的最基本的層面上。一位退休中學藏語文教師說：“學校現在的藏文授課時間比過去的確少了一些，相比其他課程，藏文班的學生只有在藏文課上才有機會接觸到藏語文。藏文學得再好，高考時只能得50%的分，所以許多家長和學生對藏文學習的積極性已經不如以前了”。
教育部門直接或間接排擠藏語文教育，也是藏文被邊緣化的原因之一。一位曾在年輕時精通藏文的藏人說：“現在除了在‘紅白喜事’時，給包錢的信封上寫幾個藏文外，幾乎沒機會再使用藏文了，就算我能寫，未必有幾個人能讀懂”。
1987年頒佈的《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第三條規定：“自治區各級各類學校的藏族學生，必須把藏語文列為主課，其他課程原則上以使用藏語文教學為主；積極創造條件，在招生考試時，做到以藏語文授課的課程用藏語文答卷。”可是，實際狀況截然相反。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拉薩中學增設的中學副科藏文授課試點班，最後又以“升學率不佳”為由而在幾年後停辦了。該條另規定：“藏族小學生全部使用藏語文教學。在不影響藏語文教學的前提下，從高年級開始增設漢語文課。”實際上，除了“全部使用藏語文教學”的“宏偉目標”沒有實現，該條帶來的唯一“好處”便是“從高年級開始增設漢語文課。”另在第七條規定“自治區內的藏族幹部、職工必須學好藏文，提倡學習漢語文；鼓勵漢族幹部、職工學習藏語文。”該條除了具備一般的號召性功能外，並沒有規定違反該條將給“幹部、職工”帶來何種後果。因此，實際狀況是別說漢族幹部，就連西藏自治區多數高級藏族領導幹部中，都存在著大量的母語文盲。
另在該若干規定中的諸如將藏語文水準作為幹部職稱考評的條件等內容，或已束之高閣，或根本未曾實施。就第八條規定中的“自治區各級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招收藏族幹部、職工，要把藏文文化程度作為必要條件。藏族幹部、職工的考評、晉級，要把藏文文化程度作為一項重要內容。招工、招幹、晉級、晉職時，在同等條件下，對能熟練使用藏漢兩種語言文字的藏族、漢族及其他民族的公民優先”這一說法，對當下西藏自治區內的多數幹部職工來講，只是個有名無實的“空殼規定”，甚至對一些參加工作只有十餘年時間的人來講，幾乎是聞所未聞的“國家規定”。
在這種情況下，將藏語文的教育與發展置於邊緣化的境地，將所謂“保護藏語文學習和發展”的僅有的幾條“規定”進行空殼化的做法，對西藏文化而言，無異於是一場“絕育手術”。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