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凱申:

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門事件，是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六月的學生和平示威,雖然以悲劇收場，但是共產主義理想也在中國社會幻滅。由於六四已經引起全球抗議，東歐各共產國家面對廣大的示威群眾不敢再以武力鎮壓，於是紛紛被迫下台，前蘇聯在這一波民主運動中也跟著解體。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人士在電視上看到坦克開上長安街駛入天安門廣場時，意識到發生在拉薩街頭的事也一樣會發生在北京市區，和平示威的北京市民與學生一樣會像拉薩市民與喇嘛般遭到無情殘酷的軍事鎮壓。由於六四事件，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藏人了解到在中共政權下，爭取自由的藏人與爭取民主的漢人，其命運是一樣的。

天安門事件中國各大城市和平示威群眾流的血，間接促成了一九八九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達賴喇嘛。同時也相當程度地化解了流亡藏人與漢人的仇恨。自一九五八年共產黨揮兵入藏、達賴喇嘛出走以來，基本上流亡藏人與漢人是不太往來的。因為流亡藏人心中積累了太多仇恨。翻山越嶺爬過世界屋脊的千萬藏人死在路上，倖存的十幾萬藏人每個都有一段血淚史。雖然以慈悲為懷的達賴喇嘛多年來總希望以寬恕的心化解藏人對漢人的仇恨，卻並不是很成功。但六四之後許多流亡藏人終於體會到西藏問題不是漢人壓迫藏人的問題，而是共產黨專制政權錯誤政策的問題。與此同時，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基於自身的遭遇，也開始能夠理解體會流亡海外藏人的心情與訴求。雙方接觸以後，很快就接近了彼此的心理距離。海外漢藏的知識分子開始了近幾年的對話交流，在一起探討未來中國的民主前景以及西藏地位的問題。

海外漢藏交流不僅限於關心中國未來以及西藏問題的漢藏知識分子。海外漢藏佛教的交流也日見頻繁與擴大。過去藏傳佛教與中原佛教各行其是，彼此不大往來，近些年來有了很大的改變。一九九六年七月達賴喇嘛首次在美國華人社區舉行了二千多人的大型法會。這是達賴喇嘛出走海外三十多年來的第一次。次年達賴喇嘛走訪了台灣，舉行法會的規模更大，與會的人更多。台灣地區近一二十年來佛教徒由數十萬激增至數百萬，其中不乏著名的政商界人士。許多西藏的喇嘛被邀至台灣講經弘法。達賴喇嘛訪台是最高的造訪。鑑於台灣地區佛教的蓬勃發展，今後與藏傳佛教人士的交流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達賴喇嘛離開西藏至今已四十年，回返西藏的日子，似乎仍然遙遙無期。但是達賴喇嘛的心情不因出國近四十載而鬱鬱不樂，反而日見開朗。這固然與他本人達觀樂觀的個性有關，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藏傳佛教想不到在他流亡期間卻在全世界大為盛行。達賴的信徒以及崇拜者遍布全球各地，其中有許多西方知名的演員人士。前蘇聯解體後，蒙古沿著中蘇邊界的一些小共和國以及西伯利亞，喇嘛教也日益復蘇。達賴喇嘛雖然離開了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卻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多的信徒。政治上的失利換來了宗教上的得。論歷史上的成就，他之前的十三世喇嘛，以及十世班禪，沒有一位比得上他。佛教徒在台灣倍增的現像不是偶然的，因為佛教在中國有上千年的根基。舉凡中國的文學、哲學、小說、戲劇以及民間信仰習俗，無不深受佛教影響。相對於佛教而言，基督教、天主教、固然挾西方的優勢文明、政治經濟、軍事力量而來，但歷史與根基都淺得多。雖然不能說信仰西方宗教與崇拜西方文明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這兩者之間顯然是有關聯的。當台灣地區的經濟、科技水平漸漸趕上西方時，對自己文化的信心與興趣也逐漸抬頭。當一般家庭開始用國畫、書法、明清家具裝飾客廳，將重印的古籍、介紹中國歷史文物、風土人情的出版物擺上書架時，佛教就不可能避免地回到了中國社會生活中。

當中國大陸的經濟生活改善、國際地位提高，自信心恢復時，佛教也會日益盛行。未來一、二十年，中國佛教徒的數字可能會發展到數千萬，甚至上億人口，以佛教徒的數目而言，中國可能成為全球第一佛教大國，對這種可能的發展，達賴喇嘛不可能看不見。

西藏與中原相去千里，又是世界屋脊，交通極為不變，人的往來、物的交流都十分困難，與中原關係的維繫，主要是靠宗教的力量。清朝一代，以東北關外少數民族既要拉住西北的蒙古，又要籠絡西南的西藏，主要的維繫力量就是靠喇嘛教。達賴喇嘛在清朝王室中享有崇高的地位，這是維繫藏人的主要因素之一。

達賴喇嘛傳說中是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觀世音菩薩是漢人所熟悉及崇拜的菩薩。觀世音菩薩的伺奉地–五台山–是藏傳佛教的聖地。自古以來五台山上有幾所寺廟，傳統上一直由西藏來的喇嘛主持。兩年多前，當嚴家祺、張偉國先生與我和達賴喇嘛在洛杉磯會面時，達賴喇嘛即表示了他想赴五台山，這是十分善意的表示，是要重提過去西藏與中原的關係的表示。北京當局理應善意、熱切地回應。

包括台灣在內的海外華人社會中，佛教的蓬勃發展以及未來中國的佛教復興的可能性，使得達賴喇嘛在赴五台山的突破不下於回布達拉宮。而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又提供了西藏問題解決的另一種可能方式。雖然流亡藏人從事獨立運動多年，但以中國今天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國際上幾乎沒有任何國家敢在實質上幫助西藏從事獨立運動，當獨立的可能性越來越遙遠，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式的高度自治模式給達賴喇嘛以一個新的希望。如果北京當局能給西藏類似於香港的待遇，我想西藏問題馬上可以得到解決。

所以今天西藏問題的解決關鍵完全在於北京當局願不願、能不能給西藏相當於香港的待遇。看來今天北京當局是既不願、又不能、且不敢的。但這並不等於不能在香港的高度自治與西藏有名無實的形式自治間找到一個折衷起始點。以後一、二十年間階段式的以雙方同意的方式，逐步提高自治的尺度。未來中國民主化的走向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二十年間由鄉鎮、縣市而逐步達到省一級的民選自治並不是不可思議的。西藏只是要與內地同步，二十年內達到香港的自治程度並非不可能​​。

西藏問題的解決，對北京當局或許並不迫切。但是今天新疆的形式卻十分嚴峻。維吾爾族的分離運動遠比西藏的獨立運動更為暴力血腥，且與回教國家有著密切的互動。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境內有獨立運動。比較起來西藏的獨立運動是十分和平的，這與藏人信仰佛教以及達賴喇嘛的領導有關。達賴喇嘛本人堅持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但是年輕的流亡藏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很不以為然的。今天達賴喇嘛是以他在藏人之中崇高的地位，堅持他的非暴力路線、以及非獨立而是高度自治的訴求。達賴喇嘛已經六十多歲，而西藏問題的解決可能要歷時一、二十年。這段期間，一旦達賴喇嘛過世，則既無談判對手，又無約束力量，西藏局勢的演變如何實在很難說。如果達賴喇嘛不在，西藏獨立與新疆分裂分子合流，新疆、西藏兩處烽火四起，局勢將更難收拾。換而言之，西藏問題長久拖下去，未必會有事緩則圓的理想結果。

中國方面雖不急切立即解決西藏問題，但是目前整體大形勢有利於解決西藏問題。香港、澳門、台灣、西藏四個問題中，香港已順利回歸，澳門根本不是問題，台灣已正式對話並上了談判桌，西藏遲早要走上這一步。中印邊界現在相安無事。中印關係現在也還可以。國際上比較關鍵性的國家，除了印度之外，就是美國。中美關係現在十分良好，克林頓總統甚至主動介入促成江澤民與達賴喇嘛見面。自從達賴喇嘛出走成立流亡政府以來，中國政府最大的恐懼是外國政府資助西藏流亡政府進行獨立運動，如果美國政府領導人能澄清這方面的疑慮，將大大有利於西藏問題的解決。克林頓總統雖然有意像介入以巴談判一樣促成達賴喇嘛與北京的和解，但是基於美國的國際利益，他絕對不會輕易放棄這張西藏牌。一方面他固然不希望西藏問題阻礙了中美關係的發​​展，另一方面他也並不希望達賴喇嘛很快向中國政府靠攏。但由於他個人性醜聞的困擾，他極力想在外交上有所建樹，遂主動介入西藏問題。不過克林頓的介入，即使僅僅促成江澤民與達賴喇嘛的見面，這已經是了不起的突破了。

無論如何，西藏問題是否有突破性的發展，主要關鍵在中國。如果以當年中國的政經形勢面對美國，鄧小平都能很大膽大方地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構想。中國當今的政經軍事力量面對達賴及其流亡政府，該是更為有恃無恐，應該可以更寬、更鬆、更厚了。如果江澤民今天能以接待辜振甫的態度接待達賴喇嘛，以對待香港的尺度對待現在，那西藏問題必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