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瑞： 今天，我們坐在一起，主要探討中國領導層交接，對中國和西藏以及其他國家的影響。其實，我要談的是我對圖伯特的認知。不過，在開始之前，我想略談一下我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我認為，習近平上台後，西藏問題只能更加惡化。
首先，從他個人歷史看，他一直都是維護專制的官僚，正像不久前一位來自英國的中國知識分子邵江先生說的那樣，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所有的反人類罪行，他都參與並執行了。他直接對浙江民主黨和異議人士進行了迫害，對浙江民營經濟和地下經濟進行了摧毀，並且，在福建，他也有腐敗醜聞。
其次，中共內部已經制定了一個關於對西藏的框架， 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正在不斷地從這個框架裡得到好處，所以，一般來說，任何人上台，都不會變動這個框架。
再次，像習近平這批在位的太子黨，接受的完全是中國共產黨的權貴教育，崇尚利益、崇尚暴力，迷戀權力和等級，而且十分貪婪，因此，他們自己不會主動改變。唯一的變化只能依靠藏人自己的努力，以及中國民間的反省。
現在，我再談另一個問題，也就是今天我要談的主要內容，即，我是怎樣走近西藏問題的？換句話說，我是怎樣認知圖伯特的？
小時候，老師常告訴我們，西藏是一個非常黑暗、落後的地方，那裡的人們，還掙扎在野蠻的農奴制社會。當時，我們的教課書，按照馬列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不容置疑地把人類社會由低到高定為五個單線發展階段，即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照這個邏輯， 西藏該是處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之間的，比中國落後多了。毛澤東說：“落後就要挨打”，所以，當老師說到我們解放了西藏，讓農奴們過上了幸福的新生活時， 學生們的臉上都有了笑容，彷彿我們也在解放西藏中，貢獻了一份力量。
有一天，老師領著我們參加了一個憶苦思甜大會。這是中國七十年代前後，最平常的公眾活動：請一些年齡大的人，講舊社會的“苦”和新社會的“甜”。這天的講演人是一位從西藏的“農奴”，叫巴桑。到現在我還記得，當時會場上的橫幅標語寫著：“巴桑講家史”。巴桑回憶了農奴主（領主）的狠毒和野蠻，剝人皮剔人骨等等，說得會場上，一陣陣傳來哭聲。
到了八十年代，書店裡出現了一些關於西藏的書，大多為漢人作家的作品，寫下了西藏的自然風景和人文風景之獨特，作家們不約而同地感嘆西藏是神秘的。因為，西藏超出了他們的思維極限，在他們的經驗之外，是用漢人的倫理和哲學解釋不了的。但是，這些作者有一個共性，就是隨意地解釋他們並不了解的事兒和人，帶著漢人的傲慢。
於是，我開始尋找外國人寫的關於西藏的書。就找到了古伯察的《韃韃西藏行》，大衛妮爾的《一個巴黎女子在拉薩》，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旅行記》、哈勒的《西藏七年》等等。從這些書裡，我看到了西藏人的真正特徵：善良，尊重生命，哪怕是一個小小的蟲子，都不忍弄死的。佛教中的“如母有情”，就是對所有的生命的關愛，已成為他們的呼吸。
就這樣，閱讀中，西藏漸漸地具體了，具體成了一個磁場。無論我幹什麼，都在想著西藏，即使賣一雙鞋子，一件衣服，都會想，西藏用得著嗎？
1997 年，我踏上了西藏之旅。那時，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這是不歸之路。不歸，並不是說後來我沒有再回到我的家鄉，而是從此，我的心，留在了西藏。首先，西藏吸引我的是自然風景，高高的大山，矮矮的綠草，排山倒海似的白雲，湍急的河流，數不完的溫泉、熱泉、冷泉…..我終於理解，為什麼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 ）在《消失的地平線》裡，把西藏看做一種理想。
雖然這時我已到過中國的大多數地方，還有周邊的幾個國家。具體地說，從黑龍江的邊陲小鎮黑河到海參崴，從大連北京上海普陀山西安昆明大理西雙版納瑞麗又到緬甸等等，但是，都無法與西藏相比，西藏的自然風景極為獨特。
而人文風景更獨特：建築，語言、宗教、服裝、音樂，連帕廓街上的那些項鍊戒指手鐲，都與中國的不同，那是一種與世俗無關的純美，我買了這個買那個，同時，我開始寫西藏。說起來，我到西藏以前，已發表過一些小說散文，還出版過詩集，但是，總感到自己過份地拘泥於文字技巧，缺少豐滿而深刻的內涵，可又無從改進。
寫西藏時，我的心是完全開放的，不再追求形式，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很快地，中國的一些主要雜誌，如《人民文學》的散文精萃，《十月》，《中國作家》等，都刊出了我的作品。後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還出版了我的散文集《撩開神秘的面紗》。我的作品可以在中國發表和出版，是因為那時，我的文字只局限在表層的西藏自然風景和人文風景之間。
作為一個漢人，或者說中國人，能夠深層地看到西藏曾經的繁榮和今天的破碎是不容易的，這是一個戰勝慣性的過程，至少需要完成兩個階段，第一，走出中共的洗腦，第二，走出幾千年中國皇權文化的束縛。
當然，我也不是一點都沒有看到西藏的苦難。比如，我直觀地發現，那些越來越多的中國式建築，輕佻而喧鬧，完全是對西藏人文風景的破壞。而西藏的老房子，都在搖搖欲墜，甚至當時還有一個“以房養房”的政策，鼓勵拆毀那些老房子。我於是開始調查，發現僅在帕廓街一帶，這種對研究西藏文化有著不可估量價值的老房子，就有500多座，而當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在拉薩工作時，只剩下了93座，當然，現在肯定都已消失殆盡了。有的藏人悄悄地告訴我，中國當局是想徹底毀掉西藏文化賴以存在的大背景。
“香港回歸”時，我親眼看到，一位西藏人在祖拉康前喊口號時，立刻上來兩個便衣，不由分說地把他拖到了帕廓派出所，後來我問一位僧人朋友，那個人喊的是什麼，“西藏獨立！”他說。
我還看到，在薩嘎達瓦節期間，林廓路兩邊，盡是警察，簡直黑壓壓一片。為什麼中國當局如此看守藏人呢？他們不是給了藏人幸福的新生活嗎？不是拯救了西藏，由落後變為先進了嗎？
這些疑問，後來，都寫進了我的小說。我和以往的中國作家不同的是，我對自己無力解釋的東西，給予了應有的尊重。所以，肖復興先生，他是中國比較著名的作家， 在一次發言中，特別談到了我的作品，說：“原來在東北、現在在《西藏文學》的朱瑞，沒有現代作家的浮躁，在很多西藏作家都往內地跑的時候，他卻選擇了西藏，他的所有的作品，都反應了西藏民族和漢民族的文化衝突。”肖復興說這些的時候，還誤以為我是個男性作者呢。
在《西藏文學》工作期間，我的同事中，有的就是過去的西藏貴族，也就是中共宣傳的野蠻而狠毒的農奴主（領主）。但是，走近他們時，我才發現，佛教的利他精神，早已融入了他們的血液，我是眼看著那些“農奴們”，在被“翻身解放”了幾十年後，如何看望“農奴主”的，如何像一家人似的在一起唱歌跳舞的。聽說，西藏的那些貴族家門前， 從前都要為路人放著水罐，甚至糌粑罐的，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貴族都是善良的，但，這是一種普遍的存在。
那時，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經過拉魯莊園，這是八世和十二世達賴喇嘛的家族居住過的地方。這裡，曾經是一片水草豐裕的沼澤，湖泊相連，被稱為拉薩的肺，有調節空氣的作用，使拉薩冬暖夏涼。但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我每次經過時，臉上都會落上一層塵沙。因為，自從中共佔領西藏後，軍隊放走了那裡的地下水， 使水草不再生長，沙化日益嚴重。
我還看到了著名的修行地德中溫泉，被熱地之子廉價承包了四十年。雖說旅館的住宿條件沒啥改變，但是，宿費成倍上漲，這些人還隨意地射殺那裡的保護動物。著名西藏作家唯色女士在她的《記一次殺生之行》中，就描繪了那些人射殺黃鴨的場面。
我還常在拉薩的大街上，看到那些中国四川來的妓女們，硬是拽住過路的僧人不放，看到了被野蠻拆毀的千年修行地紮耶巴，看到了僅剩下殘垣斷壁的甘丹寺，看到的藏人家裡偷偷地供奉著的達賴喇嘛尊者的照片和那不滅的酥油燈……
漸漸地，我看到了中國解放西藏的本質，就是讓一個民族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政治和經濟壓迫之中，看到了一個被中國霸占的和平而美麗如畫的佛國，正在消失的可怕現實。於是，我開始寫作長篇歷史小說《拉薩好時光》，為了讓人們看到被中國占領以前的真實的西藏，這是少有人描繪的，因為，早已被深深地埋在中國的謊言和炮火之下。同時，我也開始深入採訪，寫下了《西藏問題之一》，並交給了唯色，發表在王力雄先生的《遞進民主》網站。然而，正在我調查寫作《西藏問題之二》 的時候，我的家人辦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續，我也不得不跟著啟程。
2008年西藏全民起義爆發，唯色在她的博客上發表了我的《西藏問題之一》，改標題為《藏人為什麼抗議——也談西藏問題》，並被多家網絡轉載。接下來，我開始寫作在西藏沒有寫完的我的長篇歷史小說《拉薩好時光》。同時， 走訪了位於印度的流亡藏人聚居地，並發表了一些有關西藏問題的政論文。
原載：朱瑞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