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天安门事件 36 周年、刘晓波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15 周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于 6 月 3 日在东京众议院第一议员会馆举办「刘晓波是谁——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 36 周年记念」。多位学者、人权行动者与少数民族代表齐聚，追思刘晓波的思想与行动，他们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人权恶化的现况，并指出其压迫行径已威胁至台湾与日本。
主办人之一、前众议院议员牧野圣修致词指出，1989 年，中国青年在天安门广场展现自由意志，曾激发全球的政治改革。他说，刘晓波当年站在学生一方，主张非暴力，事件后多次入狱，仍持续倡议改革，撰写《零八宪章》，并于 2010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共产党不倒，这些问题就无解。不只是西藏、香港、台湾，也包括日本。我们不能再只靠决议案，要开始真正行动。」
中央大学教授及川淳子以与刘晓波夫妇的交流为引，简述他对自由、非暴力与民间改革的坚持。她指出，刘晓波身为《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长期主张法治与人权，并在 2009 年遭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11 年，最终病逝于服刑中。她表示：「我们的责任，是拒绝遗忘、继续阅读，让更多人理解他留下的思想。」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则指出：今天，我在这里，怀着无限敬意与深沉的情感，纪念一位勇敢而温柔的灵魂——刘晓波先生。
2010 年，刘晓波在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无法亲自领奖，他的椅子空着。但正是那把空椅子，成为当代中国历史上最有力的象征之一：在高墙之中，仍有人选择以非暴力之心，捍卫普世价值；在极权压迫下，仍有人坚守良知，拒绝仇恨。
作为一位藏人，作为一位致力于促进宗教自由与民族尊严的实践者，我深深理解刘晓波先生那句著名的话语所蕴含的勇气。他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与良知。」
很多人批评他太软弱，太理想化。他在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时，竟然还讲「慈悲」、「宽容」、「和解」。但我认为，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来自于更深层精神信仰的力量。他所讲的「我没有敌人」，正是佛教里我们所珍视的慈悲心——即便面对伤害我们的人，也愿意超越报复的本能，选择理解、选择宽恕。
这与尊者达赖喇嘛的理念完全契合。尊者曾说：「慈悲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尊者多年以来从未放弃对话、从未放弃非暴力，即使西藏人民经历过无数苦难。刘晓波与尊者一样，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真正以「宽恕」为解决争端的人。
我常常想到南非的例子。当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从狱中走出来，当选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时，他做了一个震撼世界的举动——他邀请了当年在狱中看守他的一位白人狱卒作为他的贵宾出席总统就职典礼。这不只是个人层面的宽恕，那是整个南非民族之间的宽恕，那是以行动化解历史仇恨的勇气。
曼德拉与屠图主教在南非推动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是要惩罚过去的白人，而是要让真相浮现，在真相中产生理解，在理解中寻求民族的和解。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在当代多民族国家中最需要的价值。
而今天，我们看见的中国社会，却仍充斥着仇恨与对立。中共政权多年来有系统地播下恐惧与仇恨的种子，对于异议者的打压、对少数民族的污名化、对西藏、新疆、香港的压迫，都是在塑造「敌人」的幻象，以巩固政权。但刘晓波在这样的环境里，提出「我没有敌人」，这是多么逆流而上的勇气啊！
他在《零八宪章》中也明确提出：中国若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与民主，就必须保障各民族的自治权与文化尊严。他关心的不只是汉人的自由，而是包括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在内的整个国家的共同命运。他不主张分裂，也不主张暴力，而是主张一个真正尊重多元、以法治为本的中国。
因此，我们纪念刘晓波，不仅是纪念一位获奖的学者或异议分子，更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之路，是以慈悲与宽容为基石的政治道德；真正的民族解放，不是以仇恨报仇恨，而是以理解化解历史的创伤。
西藏的未来也如此。我们藏人不是为了报复过去的伤害而争取自由，而是希望所有民族能在互相尊重与对话中共存。我们不希望汉人永远处于罪恶感之中，而是希望他们与我们一起面对历史、承担责任，然后一起走向和解与和平。
刘晓波先生一生的选择，正是这样一条路。他为此坐牢多年，最终失去生命，甚至无法自由地死去。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连一个墓碑都不允许存在。但他的精神，早已成为我们所有人内心中的不朽丰碑。
最后，我愿以达赖喇嘛尊者的话作为结语：「真正的和平不只是没有暴力，而是内心的慈悲与智慧。」刘晓波先生用他的生命实践了这一点。他是中国的良知，是藏人心中的朋友，是和平与和解的见证者。
愿我们都能继承他与曼德拉们走过的那条路，用慈悲克服仇恨，用对话取代对立，为下一代铺设一条真正自由与尊严之路。谢谢大家
活动最后举行烛光悼念仪式，与会者手持烛火低头默哀，悼念刘晓波与六四死难者，并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专制体制对亚洲民主的全面压迫。
来源：驻台湾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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