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唯色：

前不久读了蒙古人学者、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的日文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译本，译者是分别居住在中国和日本的刘英伯、刘燕子父女。这本书正如王力雄在推荐序中所言：是“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中共几十年来在民族地区实施的包括过去的文革、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和“维稳”等一系列措施、政策，将导致“……多年积累的蒙古人烈火，终有一天会使内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样全面爆发。”

而近些年，正如杨海英先生在后记中概述的，“中国的民族学者为国策有效地推进而不遗余力”，其中一方面，即创建新的理论以应付新的时期爆发的民族矛盾。他所列举的重要事实之一，我认为极有意思，有必要转载并介绍。

1990年左右，中国民族学者以及民族理论的制定者，悄悄地做了一件事，将英文中的“民族”（Nation）这一关键字更改成为毫无政治权力的“族群”（Ethnic Group），认为“民族”若不改成“族群”，将导致更深的国家分裂危机。尤其是在2008年西藏抗暴、2009年新疆动乱之后，包括自由派在内的中国诸多学者纷纷附议体制内民族学者马戎有关取消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而马戎本人早在2004年就撰文推广他的“关于民族关系的新思路”，事实上这都是一系列的步骤。

在那篇文章中，马戎向中共建言献策说，“中华民族”的“民族”与“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其性质、意义都不同，而国际上通用的“民族”（Nation）是有很明确很鲜明的政治含义的，包括与民族自决权和独立建国的权利联系在一起。而“族群”是指一定文化与历史的团体，没有将固有领土联系的“民族”危险，没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因此将五十六个民族改称“族群”，目的就是淡化政治色彩，避免潜在的国家分裂的危险，从而实现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而非各个民族的政治认同。

杨海英先生批评说，蒙古民族、西藏民族被代之以“蒙古族群”、“西藏族群”，这意味着，如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原本与“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蒙古人血脉同根，共有价值观、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畜牧业社会的经济生活……本来拥有民族自决的‘民族，国家’政治构建根基，由此业却已沦为汉人统治下的国家的二等公民，奴隶式的族群圈。”而“这些学者的‘理论’对今天中共的独裁政权起着‘帮忙’或‘帮闲’的作用。”

2014年12月

———原载唯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