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力雄：

——透視唯色事件

政治帝國主義的文化壓制

由於帝國主義的壞名聲和文明社會對其的否定，簡單的領土擴張和財富掠奪已非當今帝國主義的主要形態，即使仍然保持著佔領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於當地民族的外衣，包括進行經濟援助，以文明上的優越姿態和物質上的恩賜者自居。在這個時代，帝國主義更多地體現於文化方面。

目前關於西藏問題的爭論，文化是一個焦點。針對外界批評，中國政府列舉諸多實例說明其對西藏文化的保護——維修寺廟、保護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規定使用雙語、挽救失傳藝術等。而國際社會與西藏流亡者在這些方面指責中國，同樣可以舉出很多實例。雙方的結論卻截然相反。

在我看來，從這個角度爭論文化是一種偏離。因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別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這種表述並非只是複述歷史和表演傳統，更重要的是對本民族現實處境的感受、思考和訴求。既便是對歷史與傳統的表述，也只有發自民族本體，並與民族現實意識結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則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斷了與現實的聯繫，文化就成為空殼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

舉例說，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許用民族文字訴說民族的真實感受，只能複述帝國統治者的聲音，那種文字還有多少真實的文化意義？因此判斷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護，主要的衡量不是對傳統的保留，更不是投資數量的多少。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當局對西藏文化的破壞和壓制就變得清晰——不管它做了多少其他事情，它恰恰不允許藏民族進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懲罰。西藏女作家唯色的遭遇就是一個例證。

唯色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西藏女作家，1966年生於拉薩，在四川藏區長大，1988年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當過甘孜州報記者，1990年調拉薩任《西藏文學》雜誌編輯，個人著作有《西藏在上》、《絳紅色的地圖》、《西藏筆記》等。給唯色惹來麻煩的是《西藏筆記》一書。

《西藏筆記》是唯色的一本散文集，2003年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讀者歡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當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統戰部認為該書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西藏的意識形態負責人隨即要求就《西藏筆記》一書進行審查，同時禁止在西藏銷售《西藏筆記》一書，隨後又要求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筆記》。

唯色所在單位西藏文聯對《西藏筆記》做了這樣的結論：“誇大和美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在個別文章中流露出對達賴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內容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不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觀點和言論；有的內容對西藏改革開放幾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過多沉湎於對道聽途說的舊西藏的懷戀，出現了錯誤的價值判斷，背離了正確的政治原則，喪失了一名當代作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建設先進文化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

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副署長石峰繼而在出版工作會議上對《西藏筆記》進行了重點指責，稱該書“存在讚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七世噶瑪巴，崇信和宣揚宗教等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有些篇什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進入某種政治誤區。例如，《尼瑪次仁》《丹增和他的兒子》等篇什，前者描寫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瑪次仁在國際會議上與達賴支持者相遇的那種困惑，反映出作者對達賴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本質認識模糊的觀念；後者則流露出對當年平叛鬥爭有某種誤解”（2004年2月23日，見中國發行英才網《圖書出版通訊》總第22期）。

上述對《西藏筆記》一書的指責，全盤是用帝國意識否定藏民族的自我意識。把“崇信和宣揚宗教”定性為“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這在任何社會都是不可思議的。唯色本人是一個藏傳佛教信徒，讚美其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與噶瑪巴本是天經地義，只有殖民者才會因為民族壓迫的需要將其列為罪狀；而因為沒有歌頌“幾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沉緬於對道聽途說的舊西藏的懷戀”，就是“錯誤的價值判斷，背離了正確的政治原則”，喪失了作家的“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則充滿了帝國主義的霸道與強詞奪理。

《西藏筆記》在中國的審查制度下得以出版某種程度上可算奇蹟。也許因為廣東在中國首屈一指的商業化環境，成為相對寬鬆自由之地，才使《西藏筆記》能夠面世。其中被新聞出版總署點名的《尼瑪次仁》一文，深刻地表達出了被壓迫民族的壓抑和無奈。從一位維吾爾族讀者用不准確的漢語寫給唯色的電子郵件中，可以看出所引起的共鳴：

我正在看您的書，尼瑪次仁在挪威的時候小姑娘跟他說完話以後我很難受，難以控制自己自然的很很的哭了一囤。反复念了幾回。誰知道他回答姑娘的提問哪一段的時候我無法控制自己大聲的哭開了，我一個人哭了很長時間。好像有個東西很很的擠我的心，我這個微弱心臟難以承受。我很想大聲的喊……可惜我沒有哪個勇氣，我比尼瑪次仁可憐的多。

《西藏筆記》被封殺時，唯色正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參加期刊主編高級研討班，西藏文聯此前考慮讓她擔任《西藏文學》副主編。但事情一出，西藏方面馬上中止她的學習，將她召回拉薩，成立專門的“幫教小組”對她進行“思想教育”，要求她“檢討”和“過關”。

上面引號中的詞是中共的專用詞彙。那是一整套精神控制的方法和手段，被形像地稱作“整人”。其核心在於迫使人在強權面前屈膝，放棄獨立與尊嚴，經過不斷反復和記錄在案的自我否定，在充分滿足中共的要求後，再被批准“重新做人”，從此不敢越軌，還要感恩戴德。這套手法中共用了幾十年，已經化作其各級組織的本能，一有需要就會自動啟動。

多數人遇到這種情況都會屈服，以求過關，這在中國已是多年通行的方式，人們也久已習慣了這種政治文化，並不為恥。唯色如果這樣做，固然不可能再提升主編，還可能下放農村改造思想，但至少可以保住每月工資。這在體制外空間相當狹窄的西藏是非常被人看重的。用藏族語言形容，有工資就像家裡養了奶牛，每天都有奶喝。

但唯色不能那樣“過關”，因為她首先​​過不了自己的信仰關。既然她被指責“讚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就只有反過來抨擊十四世達賴喇嘛才可能“過關”，至少也得重複當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所說——“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可唯色怎麼能夠對自己的宗教領袖說出這種話呢？說達賴喇嘛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難道不是顛倒黑白？她不能這樣說，無論是出於宗教還是良心。在佛教中，攻擊上師是重大的罪孽；而究竟是誰趕走了達賴，屠殺了幾十萬藏人，毀滅了西藏所有寺廟呢？他們才是在西藏製造社會動亂、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罪魁禍首呀。

西藏前中共書記陳奎元“整頓寺廟”的時候，曾要求每一個西藏僧侶都得親筆寫下李瑞環對達賴的定性，誰不寫就會被驅離寺廟。不過藏文中的“是”和“不是”只差一個點，一些僧人用難以察覺的筆觸在那四個“是”上加一點，以求既能過關，又不攻擊上師。然而唯色是無法這樣做的，她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作家，漢語中的“不是”並非多一個點，而是多一個字，沒有蒙混過關的可能。

面對當局每天的車輪戰——各種角色輪流找她和她的家人“做思想工作”（實質是一種對人精神的虐待和摧毀），極大的精神壓力和整日騷擾使她不堪重負，這時又指派她去青藏鐵路工地“接受教育”，而她一直對修建青藏鐵路持反對態度。她知道自己缺乏和那個體係對抗與周旋下去的力量，於是選擇了出走，離開西藏。

走前她給西藏文聯最高決策核心——中共黨組留下一封信，題為《我永遠是一個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
原載唯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