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唯色 ：

依據我父親在西藏文革中拍攝的數百張照片，我歷時六年，訪談七十多人，於 2006年在台灣出版“殺劫”和“西藏記憶”兩本書。“殺劫”是文革在西藏的歷史影像及其評述，“西藏記憶”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被評價為“迄今為止，這是關於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間圖片記錄”，“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除了中文版，目前“殺劫”已有藏文版和日文版，“西藏記憶”則於最近由法國著名的珈利瑪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幾天前，法國“世界報”記者就法文版要採訪我。所以我在推特上轉載了“西藏記憶”中一些口述者的回憶，如寺院被砸，內地紅衛兵的湧入，藏人被軍隊鎮壓等等，以及與我訪談的經歷者心有餘悸的感受，讓我頗感意外的是引發了一場爭論。有漢人推友口氣咄咄地指責我：“子彈費的事，我相信。滅教的事，我也相信。只是，那是那個瘋狂年代，獨裁統治下各民族共同的不幸，是’反共’的理由，而不是’反華“的理由。”其他還有說天葬是“侮辱死者”之類完全對西藏文化無知，無良的言論。

 

後來我與記者見面時說起在推特上的爭論，記者很有興趣，問對方是不是毛分子？我說從當時推特上的發言來看，不是什麼毛分子，而是素來聲稱追求民主與自由的維權人士，或者說異議人士，還簽署過“零八憲章。我還說，雖然類似反應對於我並不陌生，尤其是2008年的西藏事件之後，整個中國社會更是普遍存在這樣的反應，但有趣的是，連異議人士也如此，這表明在其心目中是有雙重標準的。也即是說，在他們看來，民主，人權與自由等普世價值觀似乎只對中國人，或者說漢人有效，而少數民族，對不起，似乎是不能被民主，人權與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光芒所照耀。雖然他們認為自己是專制的受害者，但他們從來不認為，對於其他民族而言，他們也是專制的化身，是加害者。

 

之後，“動向”雜誌的“推特茶坊”約訪我時也談到這次爭論，認為爭論雖發生在我與個別推友之間，卻暴露出許多貌似已接受普世價值觀的人，其靈魂深處根深蒂固的傲慢與偏見。並且問我，是否“零八憲章”的起草者們普遍超越了漢族中心主義的認知局限？我直率地說，這樣的說法我不同意，事實上並非如此，甚至可以說，基本上沒有超越。訪談者又問，“零八憲章”關於未來聯邦國家之建構願景，是否反映了一種思想認知的超越？我回答，雖然我是“零八憲章“的首批簽署人，不過說實話，就未來中國的聯邦制度這一願景，我保留我的意見。

 

我只能點到為止，這是因為所涉及的話題越趨敏感，而我們生活在動輒就有可能被貼上“分裂分子”或“反華分子”標籤的環境中，絕無可能有暢所欲言的自由。而且，並非只有當局會貼這類標籤，包括維權人士，異議人士在內，在這個似乎是體現了“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往往都會與當局口氣相仿，步步緊逼。所以訪談者最後問，你能接受這樣一種對前途的判斷嗎？即只要努力奮鬥，最終，我們是可以抵達“零八憲章”中所展示的那個美好願景 – 如同美利堅與瑞士聯邦等國家一樣的多民族共存且高度自治的聯邦制國家之目標的。我的答复是：這是一個美好願景。訪談者不甘心地繼續問：在那些已超越了大漢民族中心主義與專制主義萬有引力的漢人身上，難道您沒看到這道曙光？我的答复還是，因為是一個美好願景，所以是一個美好願景。

 

另外，就文革給各民族帶來的不幸，我也談了我從寫作“殺劫”與“西藏記憶”的過程中得出的結論，即全藏地在文革中所遭到的破壞之大，遺患之重，疑案之多，可以說超過了中國內地的文革。簡而言之，正如一位伴隨著發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過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識分子所說：“一九五九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是對西藏經濟的革命，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是對西藏文化的革命。兩次革命，使得西藏徹底變了樣。”而這就是事實，是真相，是結果，並非什麼“反共”或“反華”的理由，大可不必上綱上線。

 

2010/12/27，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