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維健 :

 

2011年3月25日，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議會，作出了一項艱難的決議，接受十四世達賴喇嘛退出政壇。作出這樣一個決議，對於代表著六百多萬藏人的議會感情是複雜痛苦的。這既有延續了幾百年的歷史宗教原因，又有著在過去了的六十年，特別是中共進駐西藏，達賴喇嘛與西藏噶倫政府被迫流亡的半個世紀中，由著達賴喇嘛巨大的個人魅力與領導才能，使西藏成為國際社會重要的關注對象，達賴喇嘛也成為六百萬藏人生活的精神支柱。在這樣一種歷史，宗教與感情交織之下，要讓議會作出接受達賴喇嘛離開政壇，不再領導他們的決定之痛苦與困難是無可言之的。但是達賴喇嘛的請求與議會的決議無疑對西藏的前途之深遠是無於倫比的。

 

達賴喇嘛在給議會的致函中說：“到了印度後，從 1961年開始，我努力尋求民主，三，四十年以來，我誠心誠意地，一步又一步地推進民主。並表示我是自願的，欣慰的，自豪的移交政治權力，是非常合適的。他說：西藏的政治責任，已由民主選舉產生的行政首長來承擔，如果達賴喇嘛以政治領袖的形象繼續下去，象是留下一個尾巴。必須改變，而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了。達賴喇嘛作為尊者，智者，作為藏民族的轉輪聖王，他的決定是高瞻遠矚，超越群倫的。他作出這一決定，不僅僅將轉世的達賴喇嘛的政治權力還給藏族民眾，也實現了他個人的政治宏願。“民主政治”是他閱盡民主與專制兩種制度給民族，國家，民眾所帶的幸福與痛苦的比較中產生的堅定信念。他清楚地知道，儘管他有著六百萬藏人的愛戴和忠心，但是要讓西藏民族千秋萬代享有真正的幸福，不是由達賴喇嘛來決定他們的事務，必須讓民眾自己決定自己的事務。十年來西藏流亡社區的民主政治已發育得相當完善，藏人已經學會了以民主的方式生活，民選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經擔當與管理起流亡社區和西藏民族的事務。因此，達賴喇嘛覺得已到了可以放心地離開政治權力的時候了。

 

另一方面，達賴喇嘛從現實的政治考量，這些年來為了爭取西藏的民族自治，在與中共政權的交手中，中共總是矇騙中國民眾，達賴喇嘛的政治目的，是恢復西藏農奴社會。在漢藏會談中，中方不承認流亡政府的地位，只與達賴喇嘛的代表會談，總是聲稱，西藏問題就是達賴喇嘛的問題，把解決西藏六百萬人的自治問題說成是達賴喇嘛的個人問題混淆了問題的本質，從而使西藏問題的解決陷入了困境。而達賴喇嘛這一政治決定，使中共的宣傳不攻自破，也使“漢藏會談”中共不得不接受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而解決達賴喇嘛地位的問題，也迎刃而解了。達賴喇嘛以他的見地，見識與慈悲喜舍之心，讓中共在西藏問題上精心編織起來的騙局與策略頓時化為烏有。

 

達賴喇嘛退出政治領導地位的決定，對於死死抱著權力不放，無時無刻恐懼權力喪失的中共領導是無法理解的，在達賴喇嘛提出政治退位的請求時，中共的御用文人即跳出來說：達賴喇嘛的退位不過是一拙政治秀，外交部發言人則表示達賴喇嘛退位是欺騙國際社會的伎倆。待到達賴喇嘛退出政治權力的要求正式被議會通過後，則轉而惱羞成怒。達賴喇嘛的退位，意味著中共對達賴喇嘛的宣傳破產，也逼迫他們必須面對一個民選的西藏流亡政府。當然更讓他們氣惱的是，達賴喇嘛放棄權力，自動地將權力移交給西藏民眾，使中共的專制政治更加暴露無遺。在全世界和全中國民眾面前形成了這樣一幅政治圖景：一方是被中共稱為落後的封建奴隸主的代表達賴喇嘛，放棄了傳世的政治權力，移交給民眾，讓西藏流亡社區的藏民真正享受民主的權利。另一方，打著民主旗號獲得政權的中共，一個以人民政府自居的政權，經六十年的統治，民眾依然是沒有選舉權，實行由一二個黨魁說了算的一黨專政。二方對比，中共統治不但違逆世界民主的潮流，更遠遠地落後於一個世代傳承，政教合一民族的流亡社區的政治。達賴喇嘛自願放棄政治權力，讓那些千千萬萬受中共矇騙的中國民眾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他們再愚昧也會說，達賴喇嘛都放棄了世代的政治權力，共產黨有什麼理由要抱著政權，一代接著一代呢？

 

達賴喇嘛是藏民族永遠的精神領袖，是轉世活佛，入世的活菩薩，十方三世，三千大千世界的菩薩，唯有達賴喇嘛以民主利益眾生，他是無量民主大菩薩。

 

來源：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