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江琳 :
2011 年7月9-10日，我應邀參加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辦，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辦的“民主中國與未來西藏：與達賴喇嘛尊者對話”研討會。達賴喇嘛尊者蒞臨會議發表演說，新當選的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倫洛桑森格博士在會上發表了講話，闡述他對藏中談判的立場，以及對漢藏民間對話的支持。達賴喇嘛與中方談判特使洛第嘉日先生和流亡美國的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也在會上講話。
這次會議除了為尊者、洛桑森格博士和洛第嘉日先生準備的“特別環節”外，共有“西藏流亡社區的民主建設”、“漢藏關係近年的發展”、“達賴喇嘛退出政壇的宗教、政治與歷史意涵”、“作家看西藏：流亡歷程——西藏精神的全球浮現”、“學者評西藏：民主發展——西藏、中國與世界”、以及“中道、自治、悲憫、民主”等六場專題討論會。與會者涵蓋面很廣，絕大多數是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包括政論家、作家、媒體人員、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等，大家的共同點是：關注中國，也關注西藏。會議發言相當精彩，互動也很熱烈。
這幾年，海外漢藏交流進展相當好，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關心西藏問題的人越來越多，舉辦了許多場類似會議，達賴喇嘛尊者多次蒞臨會議發表演說，闡述立場，回答問題。除了舉辦漢藏對話、漢藏論壇一類的會議，每年還有海外漢人民間知識分子去印度達蘭薩拉實地考察，直接了解流亡政府的立場，並與各個時期流亡印度的藏人對話，從“藏人視角”來了解西藏問題，加深對西藏問題的理解。 2010年11月在印度舉辦了第六屆國際支持西藏大會。在此之前，民運界支持西藏的人士如茉莉、盛雪、秦晉、項小吉、曹長青、仲維光、還學文、薛偉等人曾參加過歷次國際支持西藏大會，但這次大會首次有一個30多人，來自世界各國， 包含各界人士的正式華人代表團參加，這意味著在國際支持西藏運動中，華人代表團從此不會再缺席。
漢藏對話的發展，證實了達賴喇嘛尊者的遠見。幾年前，我採訪一位8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訴我說，他到達蘭薩拉後，第一次拜見達賴喇嘛，那時他還是未滿20歲的青年。尊者聽說他會說漢語，叮囑他“一定不要忘記漢話，以後會有用的”。他說那時他並沒有想到，尊者已經有了與漢人對話的想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現在的漢藏對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尊者對漢藏民間對話的想法由來已久，但直到90年代初，才開始與海外華人接觸。在此之前，中國處於封閉狀態，移民海外的人很少。文革後出來了大批留學生， 但大家忙於學業和謀生，對政治興趣不大。 “六四”之後，大批民運人士流亡海外，漢藏流亡人士開始接觸。茉莉、曹長青、胡平、薛偉等許多著名民運人士發表了大量文章，將“西藏問題”和西藏流亡社會帶入海外中文讀者的視野。這一階段中，不少民運人士訪問過達蘭薩拉，出版了《達蘭薩拉紀行》、《中國知識份子談西藏》等書，西藏流亡政府也出版了一些中文資料，但漢藏對話未形成系統，接觸面較狹窄，影響面也較有限。
2004年，我第一次參加“與達賴喇嘛尊者見面會”，是在紐約達賴喇嘛下榻的旅館小會議室，參加者僅十餘人。那年我與達賴喇嘛駐北美代表處處合作，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舉辦了一場為期一周的“西藏文化節”，是為我參與漢藏聯繫之始。那場文化節包括一個有關西藏問題的討論會，現任台北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先生專程從達蘭薩拉來參加，但是，雖然“文化節”是在紐約華人社區中心之一的法拉盛，參加討論會的絕大多數是美國人，華人屈指可數。那時流亡藏人民主試驗已經進行了幾十年，可是海外華人知識分子並未給予足夠的關注。那個時期的漢藏交流主要限於西藏流亡政府與海外民運人士。此為漢藏民間溝通的第一 階段。
2008年在拉薩發生的“3•14事件”，以及奧運聖火傳遞過程中的一系列事件，通過電視轉播，猛然將“西藏問題”帶入中國的每個家庭。幾十年來，西藏問題在中國是高度禁忌，不可公開討論的問題，但是，“3•14事件”反而是中共官方首先打破了自己的禁忌，使得許多人初次知道，原來中國除了其他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相當嚴重、早已引起國際關注、並得到廣泛支持的“西藏問題”。雖然官方極力顯示由奧運聖火傳遞、“王千源事件”引發的民族主義狂熱，但即使在狂熱之中，海內外也有不少人在冷靜思考，並在博客、論壇上發表了300多篇文章，從各個角度提出不同看法。當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退潮後，更多的人開始冷靜思考，並開始尋找另一種聲音。同時，非理性的民族主義狂熱也給漢藏兩邊的有識之士帶來緊迫感，關心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人們認識到，在民主化過程中，民族問題不可忽略。這就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氛圍，使得更為廣泛的漢藏民間接觸水到渠成。這個“副作用”大概是中共宣傳部門始料未及的。
“3•14” 事件也使得西藏流亡政府更加重視漢藏交流。流亡政府的駐外機構及時配備了懂漢語的工作人員，擔任華人事務負責人，從事漢藏民間聯絡工作。由此形成一套體系，使得漢藏交流更為廣泛，也更加便利。在北美，華人事務負責人貢噶扎西先生就任後不久，即開始協調組織較大範圍內的漢藏民間對話，對話很快從民運人士發展到留學生群體。
今年5月7日， 達賴喇嘛在明尼蘇達州與100多名中國留學生對話，學生們踴躍提問，氣氛十分熱烈。 2009年在日內瓦召開國際漢藏對話會議“尋找共同點”，有12個國家的華人參加，並形成會議共識，是第一次大規模的漢藏對話活動，也標誌著“漢藏對話”進入第二個階段，即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與非民運的知識分子對話階段。與第一階段比較，目前的漢藏對話無論是參與者還是議題，都更為廣泛深入。
這次在華盛頓召開的會議，是2009年5月以來，我參加的第5個漢藏對話會。比較前幾次會議，這次的會議有特殊意義。首先，這次會議是達賴喇嘛尊者正式退出政壇之後，第一次對華人知識分子講話。尊者講話時，新當選的首席噶倫洛桑森格博士也在場，凡是有關流亡政府日常工作和政策的問題，尊者總是要提問者去問洛桑森格博士，這不僅顯示出他退出政壇的真實性，也表示他對這位新一代首席噶倫的支持。其次，洛桑森格博士尚未宣誓就職，就在這次會議上對華人說明了他對中間道路、中藏談判、漢藏交流等各方關心的問題作了說明，並告訴與會者他在漢藏交流方面的經驗和體會，顯示他對漢藏民間交流的重視。洛桑森格博士在漢藏交流方面有多年經驗，可以想見，在洛桑森格博士任職期間，漢藏民間交流應當會持續發展。
除此之外，這次會議還有一個顯著特點：這是一次深入的討論會。由於舉辦方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與會者中有相當多的各學科研究者，會議帶有明顯的學術性，其重點不在於宣示各自的立場，而在於討論問題、交流想法、開拓思路，爭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會議的發言者大多去過達蘭薩拉和其他流亡社區，對西藏問題有直接感受和更深的了解，發言不是空泛的議論，而是能夠討論一些具體問題，如西藏流亡社區民主化的過程與實際操作方式，達賴喇嘛至上而下推動民主化對中國民主化的啟迪，達賴喇嘛退出政壇的解讀，尊者的“中道”、“慈悲”等觀念對推動民主化的意義，“中間道路”的法理解讀等等。近年來我參加的同類會議中， 一群華人知識分子在一起公開討論西藏民主化對中國民主化的啟迪，這是第一次。
這樣的討論對解決西藏問題是否有幫助？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參加會議的人有不少各學科的學者，他們的書和文章雖然在中國被禁，但在網絡時代，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信息交流。他們與國內知識界保持緊密聯繫，通過各種渠道互動，他們有關西藏問題的觀點自然也與國內知識界交流。這些年來，達賴喇嘛尊者在國際上的影響如日中天，受到各國領袖的禮遇，中國政府的反應始終是無效的高調抗議，這也使國內一些人反思西藏問題，出現呼喚“解決西藏問題新思維”的聲音。越來越多的國內佛教徒去達蘭薩拉拜見達賴喇嘛，越來越多的海內外知識份子關心西藏問題，從各個角度研究西藏問題，逐漸形成非官方的研究群體和支持群體，這對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無疑是有積極和正面意義的。
原载《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