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平 :

內容簡介：我們絕不想再看到在中國有人以自殺的方式抗爭。因此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喚起國人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喚起國際社會對中共暴政的警醒，堅定捍衛普世價值。我們知道，我們的努力不會立竿見影，但我們必須盡其所能。

 

多名藏人自焚，我們該怎麼辦？

 

一位朋友說， 當有人自焚的時候，我們首先應該呼籲不要自焚，要珍惜生命。

 

這當然不錯，但也不盡然。

 

按照這種思路，當有人自焚的時候，我們呼籲不要自焚；那麼，當有人絕食的時候，我們是否該呼籲不要絕食？當有人罷課的時候，我們是否該呼籲不要罷課？當有人罷工罷市的時候，我們是否該呼籲不要罷工不要罷市？因為在這類行動中，人們都是在自己傷害自己。出於對他們的愛護，難道我們不應該呼籲他們停止？難道我們還要支持還要鼓勵？

 

可是，你注意到了嗎，很多非暴力行動，其方式，其手段， 恰恰就是自己傷害自己。

 

自殺是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像自焚，還是採用最慘烈最痛苦的方式；絕食是自己讓自己挨餓；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又花了那麼多學費，卻罷課，自己不去上課，自己耽誤自己的學習；要說工人罷工，固然也使政府或老闆受損，但首先是使自己受損；至於商人罷市，那更是明擺著自己斷自己的財路；如此等等。這不都是自己傷害自己嗎？

 

那麼，為什麼非暴力抗爭要採取自傷性行動？或者說，為什麼自傷性行動會具有非暴力抗爭的意義？

 

說來道理也很簡單：正因為人天生趨利避害，天生愛惜自己的身體與生命，所以， 當一個人反其道而行之，自願捨棄眼下的利益，自己傷害自己的身體乃至自己的生命，那就表明他必定有著高於眼下的利益，高於自己身體乃至生命的東西遭到壓制，遭到否認。在這裡，自傷性行為突顯出當事人的訴求，也是對壓制者否認者的強烈抗議。正因為自傷性行為是如此地違反人之常情，所以它會引起一般原先漠不關心的公眾的關注，從而把公眾都捲入到事件之中，這就可能形成一種社會壓力，迫使壓制和否認的一方做出反應。

 

有人說，共產黨喪盡天良，任何非暴力抗爭，哪怕像自焚這樣慘烈的方式，都不可能打動他們的鐵石心腸。

 

不然。且不說任何統治集團都不可能是鐵板一塊，更重要的是，非暴力抗爭首先不是為了打動當局，而是為了打動公眾。包括自焚在內的各種形式的非暴力抗爭，主要不是訴諸當局，而是訴諸公眾，訴諸輿論，訴諸國際社會。

 

八九民運就是一個例子。當大學生們放下學業，走上街頭，當大學生們集體絕食，那立時就引起了全社會、乃至全世界的關注。那時，我們首先不是呼籲學生停止絕食，而是呼籲政府做出正面回應。我們當然都很關心學生的身體，但是我們也都知道，除非我們也都積極地加入運動，發出我們的聲音，維護學生的正當權利，要求政府糾正錯誤並且和學生平等對話， 否則，我們就難以說服學生停止絕食。

 

我並不是說，對任何一場非暴力抗爭，對任何一種自傷性行動，不論其訴求是什麼，我們都必須無條件支持。但我要強調一條原則：權利重於是非。不論是拆遷戶的自焚還是藏人的自焚，你或許對他們的具體訴求不大了解，或者是有某些異議有某種保留，重要的是，他們之所以採取如此決絕的行動，是因為他們沒有基本人權，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沒有平等對話的機制，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專制的政府。在維護基本人權的意義上，我們當然應該無條件地站在他們一邊。

 

在1938年，納粹德國加緊迫害猶太人。有人問甘地，德國猶太人該怎麼辦。甘地回答說：德國猶太人應該集體自殺，這“ 就會喚起全世界和德國人民對希特勒暴行的注意”。戰後甘地為自己辯護說，反正猶太人要被殺死，不如死得有意義。甘地的這種態度， 甚至讓他的熱烈崇拜者費舍爾都感到很吃驚。但問題是在當時，德國的猶太人也缺少暴力抗爭的手段。他們的處境是那樣地絕望無助。在這裡，要責備的是當時德國民眾的冷漠，是當時國際社會的綏靖。

 

是的，我們絕不想再看到在中國有人以自殺的方式抗爭。因此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喚起國人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喚起國際社會對中共暴政的警醒，堅定捍衛普世價值。我們知道，我們的努力不會立竿見影， 但我們必須盡其所能。

 

原載：《中國人權雙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