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仕杰 :
–推薦達賴喇嘛的第一本書《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成為過去的歷史，在人們的心中大半已被遺忘，因為已經無關痛癢。為了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生存壓力，大腦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當下現實問題的解決，以求取未來安穩幸福的保障。相較之下，記憶就被冷落在不為人知的角落，特別是他人的故事，好像真的與己無關，哪有多餘的時間力量再費心思去關懷了解，只要把自己照顧好就好了。
一般人是這樣想的，但事實上，在當今的世界，已經無法自我隔離，早已連結成一體了。就連在西藏高原遺世獨立數千年的圖博，也無法再受地理孤立隔絕的保護，在半世紀又多一年前被中共入侵而亡國，年僅二十五歲的轉世神王達賴喇嘛，也只好無助地流亡印度迄今。西藏問題歷經現代中國近年來快速現代化發展的進程，持續在國際強大輿論的關注和壓力下，還是得不到正面解決的契機，好像被幾道大鎖層層鎖住一樣，始終打不開僵局，令人憂心遺憾。
為何西藏問題那麼難解？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懷疑猜忌使中共無法信任達賴喇嘛和西藏人的誠意，使雙方談判一再破局遲無進展？究竟是什麼不可跨越的障礙讓流亡在外的圖博人回不了自己的故鄉，讓境內的圖博人不停引頸，盼望自己的宗教領袖回家的祈求一再夢碎，難忍難耐到捨命抗爭，只求生前在自己的家鄉能見達賴喇嘛一面。但是持續鎮壓圖博人，老是拒絕達賴喇嘛的卑微讓步和合理建議，無視於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與世界潮流，真的可以一了百了的解決西藏問題嗎？對掌握解決之鑰的中國，這是一個必須嚴肅面對認真處理的政治困境。對西藏人和全世界關心西藏的人們，這更是不可迴避的使命與挑戰。
西藏問題到現在一直遲遲得不到解決，意味著這問題本身的複雜糾結，特別是雙方對問題的爭議所在和其解決之道所存在的認知差異。從入侵者中共的角度立場來看，1949年建國後西藏問題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西藏當時還是個獨立的國家，中共未能直接統治西藏，西藏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從政權和治權而言還有問題尚有爭議。在1959年中共解放西藏，驅逐所謂代表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反動份子」達賴集團後，領土歸屬的問題在達賴喇嘛流亡出走後就沒有了。西藏已回到祖國大家庭的懷抱中，剩下的只是如何加強對西藏統治的內部政治操作問題，要真正費心思量的就只是如何把西藏漢化和世俗化等政策面和行政面的設計及執行問題而已。
對中共而言，以武力強佔西藏的目的就是要在客觀上造成圖博屬於中國的政治事實，以利在國際間取得承認，從而讓中國對圖博擁有主權的宣稱明確化。為了使圖博從此不再從中國分離出去而恢復獨立，消滅圖博人自身的民族認同與獨特宗教文化傳統是中共西藏政策的最高指導方針。中共五十年來的治藏政策表面上雖然承認西藏享有少數民族自治的法定地位，但是不管是從政冶、軍事、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個面向來看，都企圖掩蓋圖博主權獨立的歷史事實，盡全力消滅圖博民族文化的主體性，根本無中共所承諾的民族自治之實。以中國漢人正統文明的政經體制取代所謂的圖博野蠻落後傳統，才是中共所有殖民統治措施的終極目標。
因此，中共把從2002年起和西藏流亡政府重啟多次西藏問題的談判，降格為只是針對達賴喇嘛想回西藏的個人問題，是因為達賴喇嘛吵著要談，他們只好在美國為首的國際壓力下勉強回應，否則根本不必談。對中共而言，國際間所指摘批判的西藏沒有人權和宗教自由問題，是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陰謀，他們和達賴喇嘛勾結串通，相互利用，共同打擊破壞中國勢力的崛起。中共認為達賴喇嘛根本已經不是西藏的政教領袖，只是一個披著喇嘛袈裟在國際舞台積極破壞祖國統一大業的魔鬼而已。中國對外宣稱，西藏在祖國大量金援經濟建設下，脫離了封建神權的壓迫和剝削，百萬農奴被解放了，已經當家做主，活在社會主義的天堂中，對中共的統治無不擁戴歡欣感恩支持。
豈料這個自欺欺人的政治宣傳不攻自破，1989年的拉薩起義和2008年全藏區大規模的要求讓達賴喇嘛回家的抗爭，成千上萬的藏人被殺被關，揭露了西藏境內藏人不滿的真相。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勇敢告知全世界，圖博人不想變成中國人的決心。即使達賴喇嘛不在圖博半世紀了，但圖博人心中永遠只認達賴喇嘛這個領袖。他們緬懷追念有達賴喇嘛的老西藏，想要重回享有宗教自由的歷史時光，甚至為了達成這個願望，為了圖博民族文化命脈的持續，連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為何圖博人對達賴喇嘛有如此至死不渝的效忠敬愛？對自己獨特的宗教文化傳統有如此永世不移的堅持認同呢？到底代表西藏文化的達賴喇嘛有什麼不凡的魅力？這個問題在達賴喇嘛流亡五十年後更顯得引人深思。達賴喇嘛自然散發的慈悲智慧及親和幽默，形塑了他個人不共的人格魅力，不只圖博人五體投地衷心愛戴他，連不信仰佛教的西方人也對他崇拜有加，視他為現今世界的精神導師，是位不折不扣的現代聖人，人類良心美德的最佳典範。特別他以非暴力原則尋求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在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更致力於人權自由與宗教對話等普世價值的提倡，建立實踐世界一家的網絡平台，推展慈悲利他的新千禧年人性倫理，所到之處不分種族國籍地受到推崇追隨。
對於這個集所有傳奇神秘色彩於一身，轉世十四次的達賴喇嘛，世人自然充滿想像，高度好奇，尤其他是至今未解的西藏悲劇男主角。達賴喇嘛代表西藏，不了解達賴喇嘛這個人等於不認識西藏文化。現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一生就是西藏現代史的縮影，又有誰比他更有資格更有權威為現代圖博的真實遭遇發聲代言。為了讓世人了解他親身經歷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在流亡印度三年後，他強忍悲痛，以清晰明確的記憶，回顧在西藏的前半生經歷，寫下了他的第一本書《我的土地，我的人民》(My Land and My people) 。由於因緣一直未成熟，在這本他本人親身口述的歷史出版事隔四十八年之後，今年才由台灣圖博之支會出版了姍姍來遲的中譯本 。
做為圖博最高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身處西藏公共事務的樞紐，正是中共入侵西藏過程最佳的見證人。這些他所親身參與經歷的重大事件，不容中共一手遮天的單面扭曲，必須留下紀錄，讓世人清楚了解歷史真相，尤其要使受害弱勢者這邊的真實證詞有被公平聆聽的機會，以免以偏蓋全，受到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政治宣傳洗腦，誤解扭曲了歷史事實。所以達賴喇嘛在1962年這本書初版的序言一開始是這樣說的：「一九五○年，當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進兵西藏，佔領西藏東部時，我和我的人民孤立無援，幾乎瀕臨絕境。我們向世界幾大強國求救，向聯合國求援，請求他們出面為我們干預，都遭到拒絕。」這是西藏現代悲劇的開始。
達賴喇嘛回憶：「我們派遣了一個代表團去北京，希望能夠簽訂一項真誠、可信賴的條約，可惜我們的代表團在威脅下，被迫簽訂喪失主權的協議。我們政府從未批准這個強加於我們的協議，然而，我們全都明白，如果拒絕此協議，隨之而來的無疑是更多的殺戳和破壞。為使人民免於更深重的災難，我和我的政府努力遵守這個不平等的協議，但中國人卻違背了協議中的每一項承諾。」結果就是中共逐步入侵西藏，終於在1959年導致逼迫達賴喇嘛流亡出走印度的結局。
面對這段記憶猶新的悲痛經驗，達賴喇嘛不得不為歷史留下證據，以供外人和後代子孫有正確的史料可以研究了解真相。他說他要從個人角度來描寫敘述他們在西藏所過的真實生活，以及使這種生活方式消失終結的系列悲慘事件。達賴喇嘛說他在書中會提及某些佛教的思想，還有離苦得樂的修行方法，因為如果對西藏佛教沒有一些了解，是無法真正認識西藏的。
所以達賴喇嘛在本書的序言最後誠懇道出自己的內心話：「這就是我要盡力，並且試圖用人人都能理解的方式來講述的故事，而我樂意留待讀者自己去做結論。但是我必須說明，我們藏人對偉大的中國人民依然沒有仇恨，雖然他們在西藏的代表如此野蠻地對待我們。我們唯一的願望是安安靜靜地過自己的日子，與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周邊鄰居，保持和平及友誼，為此，我們要向全世界珍重寬容與和平的人們發出呼籲。」這表達了達賴喇嘛寫作這本書的真正動機，他不是基於仇恨而報復中國的心態為自己喊冤抱屈，他只是為了保留一段不可抹滅的真實往事。因為那不只是他個人的回憶而已，也是西藏人要永世留傳的集體記憶。
這本達賴喇嘛第一本出版傳記共分十三章，從他出生開始，寫到流亡印度為止。他先從故鄉風光講起，提到他在三歲時被認證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神秘有趣過程。接著他描寫被接到圖博首都聖城拉薩登基坐床的經過，開始他終生不斷佛教修行的學習。在1950中共開始入侵西藏之前，是他高枕無憂的少年歲月，是他浸潤在西藏精神文明得到高度靈性滋養的發軔期，是他宗教人格的奠基教育完成的處所。之後，中國開始對西藏採取軍事行動，情勢愈來愈危急，他以一位十六歲的少年之姿親政，一肩挑起西藏政教的重責大任。
在1951年中共攻打西藏康區昌都時，他被迫出走到靠近尼泊爾的邊境避險，在廣播中才得知他派去北京的代表團未經他的授權同意，被迫簽署不平等的「十七條協議」。從此之後的八年，他必須代表圖博人和北京政權周旋，其間在1954年他以人大副委員長的身份受邀前往北京，會見了毛澤東，對共產政權有了近距離貼身的觀察，從共產黨所表現出對宗教的仇視，他得到了深刻的警訊。
1956年他出席在印度舉行的佛陀誕生二千五百年的慶祝大典，順道參訪甘地墓園，有機會見聞印度民主的蓬勃發展，更加堅定他非暴力的政治理念。回西藏後，中共在西藏康區開始實施共產主義體制，引發康巴藏人的強烈武力對抗，進而激化了全體藏人的反感，促使中共對拉薩政府施加更強的政治軍事支配，想要控制達賴喇嘛的人身自由，終於造成1959年三日十日的西藏抗暴行動。
達賴喇嘛在場面失控一觸即發的緊張情勢，為了延續圖博政教傳統的神聖命脈，選擇了只剩下的流亡印度一途。他歷經二十多天翻山越嶺餐風宿露，在九死一生的危險艱辛中抵達印度。隨後的一、二年內，共有約八萬藏人受不了中共的屠殺迫害，也追隨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達賴喇嘛在尼赫魯總理的支持幫助下，迅速在印度建立西藏流亡社會，安頓身上一無所有的難民，鼓勵他們為西藏文化火種的再生，要在異地生根茁壯。這些流亡藏人從懵懵無知的少年，至今白髮蒼蒼齒牙動搖，依然流離異鄉，回不了老家。
歷經一生的漂泊與鍛鍊，尤其必須在險惡詭譎的政壇領導折衝，達賴喇嘛並沒有像一般的政客一樣，變得自以為是的高不可攀。待人毫無距離的真誠親切，是世人覺得他獨特的人格魅力來源。這種到老一直還保有赤子之心，據他自己的說法是來自於他卑微的出身。在本書第一章〈農夫之子〉中他提到：「我出生於寒微的農民家庭，這一直讓我感到欣慰。．．．．．．我一直覺得，假如我生在富貴人家，將無法懂得西藏底層民眾的思想和感受。由於我自己出生卑微，我能夠了解他們的情感，懂得他們的想法。正因如此，我對他們懷有強烈的感情，並盡最大努力改善他們的生活。」生長在這種和一般藏人同樣簡樸的環境下，達賴喇嘛最早的記憶之一是記得小時候他們家有養雞，他可以走到雞舍撿雞蛋，還曾經爬進雞窩，坐在裡頭咯咯咯地學母雞叫。
達賴喇嘛的坦白和風趣也是他的註冊商標之一，他在本書第二章〈渴求覺悟〉回憶他幼年在布達拉宮的宗教教育過程時，承認自己和大多數孩子一樣，在開始學習讀書寫字時，總是有點抗拒和不情願。他覺得對那種年齡的小孩來講，被書本束縛，跟老師為伴，是不太有吸引力的。不過，他的功課還算可以讓經師們滿意。等到十二歲時，他開始學習因明辯論，起初覺得不大容易，他又產生更為強烈抗拒心，但困難很快就過去了，學習反成最大的享受。當他在滿十三歲後，初次接觸形上學和佛教哲學時，達賴喇嘛說他被搞得暈頭轉向、茫茫然然，好像腦袋被石頭打中了一樣。還好這種情況只持續幾天，但以後新科目就變得越來越簡單明瞭了。達賴喇嘛記得差不多到十五歲時，就可以清楚感受到內心湧現對佛陀、印度先聖先賢及西藏大師自發的感激之情。他說從那時候起，就較少地想到自己，更多想到他人，並且開始懂得「慈悲」這個概念的涵義。
致於有關對西藏傳統社會的看法，達賴喇嘛指出，西藏人認為孤立於世界之外是確保平安的最佳途徑，但他個人以為這樣的政策是錯誤的，他希望未來西藏的大門將為全世界訪客而開。他承認寺院之外的西藏社會是封建制，但如果說西藏農民都是佃農就誤導了。雖然土地在名義上屬於國家，但農民的土地可以世襲、轉租及抵押，甚至可以出賣土地權。只有在不繳稅或提供勞務的時候，才可能被剝奪土地權。而寺院中僧侶的升遷及僧官的晉級卻是民主的，各階層的男孩進入寺院後，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得到發展。再者，高級轉世喇嘛經常選在卑微家庭出生，因而也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效果。
對達賴喇嘛而言，財富分配不公並不符合佛教教義。所以在他掌權的幾年中，他指派五十名官員和寺院住持組成一個改革委員會，推動課稅及土地制度等方面不少根本性改革，要把西藏從中世紀推向現代世界。達賴喇嘛指出在西藏的封建制度下，並不常見人與人之間的殘酷，因為佛教有決定性的影響力，提供源源不絕的慰藉和支持。尤其西藏社會的頂端是觀世音菩薩的轉世，是人民可以絕對信任可供最後投訴的正義之源，有能力化解他們的痛苦。因此，雖然對傳統西藏人而言，物質生活相當艱辛，但他們並沒有被欲望控制。達賴喇嘛自豪地說：「在群山峻嶺中，簡單貧困的生活裡，我們可能比世界上多數城市裡的人擁有更多平靜的心靈。」
但這些自成一格的悠久精神文明已被中共毀壞半世紀了，流亡境外的圖博人回不到自己的家園，只剩下可以重返的記憶，只能用想像的空間去填補在故鄉失去的時間。這個流離失所的悲劇，圖博人還要繼續承擔下去，還要堅持奮鬥和耐心等待下去。對於圖博人而言，歷史不可能被忘記，那是最最被深藏珍惜的精神寶藏，也是鼓舞士氣的活水源頭。身為局外人的我們，是該好好聽聽達賴喇嘛講他前半生在西藏的故事，感受一下圖博人流離的憂傷及對家園的思念。看完這本書，想想喚起了我們什麼樣的深層記憶，又暗喻了什麼樣的未來提醒，也許就不會再覺得那只是西藏人的故事而已，會發現達賴喇嘛正與自己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緊緊相連在一起。
翁仕杰(前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 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