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作為達賴喇嘛尊者的代表與中國領導層進行了多次對話。通過這麼多年裡斷斷續續的對話，我總是力求做到中國方面了解西藏人民的意願和達賴喇嘛尊者的立場，從而共同尋求一條通往和平與和解的道路。在這些年裡，我目睹了中國領導層在性質和結構上的巨大變化。

—從大膽奉行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到胡耀幫的英明領導和開明思想，再到制度約束化和缺乏決斷的最近幾年。當有遠見的領導層執政時，我們曾看到了中國能邁開大步，不僅有助於維護國家統一和完整，保障全體公民的利益，並且在國際上塑造一個良好形象。中國領導層對西藏問題所持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到在中國國內構建和諧社會和其在國際上的形象。

作為我的工作的一部分，我試圖搞明白中國領導層目前對西藏問題所持的躊躇不前的態度的原因，看來他們持有三個可能的觀點。第一個觀點是認為中國在崛起，各民族都需要調整各自的願望以適應這一新的身份。

在中國持這一觀點的人好像並不關注藏人的特性並使其消弱。北京似乎把在藏區的這一人為的穩定，誤認為是得到了西藏民眾的默認。但這不是心滿意足的安寧;而是人們不斷增加的失望和悲痛的沉默。在那種壓抑的狀況下，人們的絕望和悲痛可能會加倍增長。坦白的說，這種沉默中播下的將是給未來帶來暴力和不安定的種子。

第二個觀點是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在藏區的經濟建設搞得成功，藏人所關注的問題將得到解決並且整個問題將會一了百了。
通過這種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想法是狹隘的。當然，藏人在經濟上被邊緣化是實際情況，中國領導層需要解決這個問題，從官方的統計中可以看到，藏人處在經濟發展水平的最低一端。像研究西藏問題的中國學者和專家們知道的那樣，藏人非常關注自己獨特的文化，西藏文化對新中國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要使西藏的文化和精神特性興盛和發揚，需要一定的空間。僅靠經濟建設，問題也不可能完全得到解決，即便那是基於多麼良好的願望。對西藏民眾的文化感情缺乏尊重的經濟一體化，將會產生更多的怨恨。中國政府有關方面應該從 2008年在藏區各地發生的抗議事件中清楚地看到問題的結症。

第三個觀點是認為應該拖到現世達賴喇嘛圓寂，到那時，西藏問題將會自動消逝。這一觀點的基礎是他們認為，沒有領袖，沒有組織的運動將會成為散沙一盤，最眾多實際情況表明，這是一個引人歧途的想法，並將對中國的未來不利。持這一觀點的人沒有認識到，如今散沙一盤的情形，將可能是難以預測的激進和更大範圍的冒險性。在缺乏現在健在的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情況下，藏人的政治運動不但不會消失，而且會變得更加複雜和棘手。

看到當今的中國領導層已沒有當年的那種勇於改革的勇氣，很使人感到失望。我在80年代初期認識的那些領導人，正處於從後毛澤東時代艱難轉型的過程中，他們為自己所扮演的歷史性角色而充滿自信。像胡耀邦那樣的領導人認識到，中國未來的強大就在於它的領導人將作出負責任的行動，為實現真正的穩定而做好必需的基礎工作。胡耀幫提出鼓舞人心的治藏政策，因為他思想開放，誠實，敢於行動，敢於面對現實，敢於負責任，所以他贏得了西藏人民的敬重。

我希望今天的中國領導層將能抓住機會並且勇於面對當代西藏的真實情況，就像鄧和胡那樣充滿勇氣和遠見。
就我們一方而言，2008年11月舉行的第八輪接談上提交的備忘錄“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中有關達賴喇嘛尊者的立場，我們已做過正式的闡釋。備忘錄和今年一月份提交的相關的闡釋中，我們通過清楚，明確的語言，表達了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它的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內，只尋求名符其實的自治的意願。

我們非常明確地表示過，我們將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其中包括，尊重中央政府的權力和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央政府也應該充分尊重藏人維護民族特性的合法權利，因為這是我們的核心利益。

中國領導層需要有責任感，應該嚴肅地對待西藏問題，並使其真正得到解決。
這一責任感的緊迫性，越來越明顯，因為目前的契機是獨一無二的，而像達賴喇嘛尊者這樣，在充滿挑戰和艱險的旅途上，毫無動搖，堅持不懈，一直在為實現藏，漢民族共同擁有美好的未來而奮鬥的藏人領袖是從未有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自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並且各民族都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權利，而不是多數民族在政治上統治少數民族。中國領導層正面對歷史性抉擇。他們將把中國引向一個充滿和平的未來，並且使西藏人民在現代中國的框架內找到一個永久的家呢？還是他們將選擇另外一條路，即播下離間的種子，給未來不久帶來不良的後果？

我知道，達賴喇嘛尊者選擇了正確的歷史道路。我只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作出同樣的選擇。

* ***作者嘉日洛珠堅贊是達賴喇嘛特使，也是和中國領導層接談的藏人代表團團長。
（本文的原文是英文，刊登在“南華早報”上，登載的日期為 2010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