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增潘多
8月21日， 中共所谓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在拉萨举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送上题词匾额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冩美丽西藏新篇章” 。近年来中共在西藏不断高宣 “中华民族共同体 ”，这已成为当局在西藏工作的主线。然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到实施均带有殖民同化性质，其目的就是消灭西藏人的身份和语言文化、宗教等认同，最后西藏人完全被汉化，以便于当局的控制。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和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庆祝活动。在活动上王沪宁赠送由习近平题词的“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冩美丽西藏新篇章”贺匾，并发言强调了“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2023年11月，中共发布西藏《白皮书》宣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西藏工作的策略性任务。”这说明中共在西藏“ 维稳 ”为名的军事化管控已形成制度化，中共已经从身体上完全控制了西藏人，所以专注于管控藏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这次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上，中共又是送匾额又是发言一再的强调其在西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路线，可以看出中共在西藏的民族与宗教工作，不是推广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的相关工作，而是以“中华民族”认同去同质化西藏人，其目的就是摧毁西藏传统语言文化及民族认同，从而让藏人完全服从中共当局。
“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大汉民族主义的产物
中共御用学者们不断撰文，以各种说辞试图让“中华民族”这一伪概念合理化，他们一再推崇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論述，来为共产党殖民同化西藏和新疆、南蒙古等所谓“少数民族”背书。
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华人社会对此并不陌生。19世纪末“民族”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后，梁启超创造了“中华民族”。“中华”即是中原华夏；“中华民族”亦是中原华夏民族，就指汉族。
梁启超说“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其为“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但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
满清亡国后，西藏政府在之前宣布结束与满清的供施关系的基础上，宣告西藏将延续原有的自主、独立的地位；西藏和蒙古还签订了《蒙藏条约》相互承认完全独立主权地位，以及确立藏蒙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但是新建立的中国民国却无视这些现实情况，将西藏等“少数民族”拉入“中华民族”，来实现其大一统战略。
在梁启超之后，杨度和蒋介石、顾颉刚等人均留下了“中华民族”观点。1939年顾颉刚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他的 “中华民族” 观点后来演变成了费孝通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顾颉刚提出“在中国只存在一个 “中华民族” ，人们常说的 “五大民族” 等，都不宜称作 “民族” ，而且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之为 “民族” ，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
顾颉刚以大一统的“大义”和“顾全大局”为由，否定西藏和蒙古、新疆等民族的真实存在，主张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当时费孝通还发表文章，以人类学的视角批判了顾颉刚的观点，指出“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中国人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很大的差异，要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不平等。”
但是近半个世纪后，1988年为了迎合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复辟的“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及共产党政权的统治，费孝通顺势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演变，费孝通虽没有直接说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但是其所谓“多元一体”，却在强调最后的“一体”和民族的“交融”。记得蒋介石的民族“大熔炉”观，亦是强调“融合”，二者最终走向均为从多元走向一体，各民族最后融合为汉族—“中华民族”。
中国知名民族研究学者马戎对此评价“费先生在50年后基本接受了1939年顾先生对于‘中华民族’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述，把‘中华民族’定义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奂平清亦指出，“费孝通后来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論，其思路和依据的史料，与顾颉刚論证‘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习近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统治异族的利器
习近平上台后大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思想。 2020年8月，习近平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做出指示“ 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同样，8月20日，习近平在听“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亦强调“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习近平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交方针）是蒋介石的民族“大熔炉”和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有费孝通的民族“交融”理論的延续，它们都在强调以“融合”为名的民族同化，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民族主义的体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将所有异族同化，最后变成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种族主义者。
习近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藏传佛教中国化”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名，动用所有国家机关在学校与寺院，以及每个村落推广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需要同所谓的“分裂主义”、即对本体民族的认同切割，在政治上完全服从中共。
其中以“藏传佛教中国化”为名，中共从考古学，在未挖掘文物之前，在西藏出土的一切文物都要定调是所谓“中原文化”的一部分，西藏真实文化历史的研究被全面禁止，中共定调西藏文明，不是独立的形成文明，是中华文化的分支，其意思就是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当局还大肆歪曲藏传佛教的历史源头，正在掩盖藏传佛教源自于印度那烂陀传承的真实历史，而去制造藏传佛教的发展受到中国“中原文化”和汉传佛教影响的虚假历史，试图去洗脑藏人获得民心，而中共此举的最终目的是洗白侵占西藏的黑历史，为其西藏主权之说，西藏自古以来属于的中国的说辞背书和圆谎。
中共在西藏寺院内部设立由中共官员、普通警察和武警组成的常驻工作队，标志着国家力量对宗教生活的深度介入。还有实施“一僧一档”、“一事一审批”、“一寺一策”管理制度，对每位僧人进行每月一次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倾向以及法律教育合规性评估，以此来管控寺院的一切宗教活动和僧众的衣食住行，使政治监控制度化。中共的“三个不增加”政策，全面控制西藏寺院数量、僧尼人数和佛事活动来限制藏传佛教的发展。
从2011年开始，中共完全改变了西藏寺院较宽松的自主管理的局面，以“属地管理”为名，将西藏寺院纳入社区管理的一部分，让所在社区部门去监视寺院。还有全面整改寺院教学内容，西藏寺院沦为中共党校。甚至从所谓“西藏自治区”开始，中共全面收缴信众供养寺院的功德钱，西藏的寺院整个被共产党掌控和打压。
中共严禁藏人孩童入寺学习，试图终断藏传佛教上千年来寺院学府制度。西藏的寺院是学府制，需要孩童从小入寺熏陶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中共始终以“信仰宗教是不科学”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义务教育”为由，严禁18岁以下的藏人青少年儿童进入寺院学习，同时限制僧人的人数。
中共在西藏寺院中开设汉语课程并不是新鲜事情，但是在2021年9月，当局召开所谓“佛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建设研讨会暨佛学院《佛学汉语》教材评审会”，从安多青海开始在藏传佛教寺院中使用所谓“国家通用语言”的汉语去教授佛学课程，让佛学和藏语文脱轨，从而打压藏语文让西藏本族语言文字无用化。
还有从2012年至今，中共召开所谓“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共13次”，强调“推动新时代教义阐释的关键，是要促进藏传佛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和宗教观，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要继承历代高僧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等等。中共将宣传爱国爱党的洗脑内容放入古老的佛教经典的阐释里面，要求宗教人士将爱国爱党放在首位，将其宣传渗入神圣的经典，这是对佛教的亵渎，更是将在西藏的民族同化政策推向更为严酷。这是将其殖民同化西藏的枪口直接瞄向西藏传统文化的载体藏传佛教和藏语文，更是牵涉到到消灭藏人民族认同。
还有“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共强调“任何一个中华民族成员都应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既是其应享的权利也是其应尽的义务。”从幼儿园开始加大汉语教学，造成藏人孩童只会说汉语的局面。中共虽在嘴上提倡“多元一体”，但是为了快速消灭藏语文，中共在境内强制关闭以藏语文为主导的民办学校，在中共开办的公立中小学课堂上，将藏语文列入选修课程，今年更是直接取消了高考藏文考试，让藏语文无用化。
还有在西藏各地，当局强制将上百万西藏儿童送入所谓的“寄宿制学校”，以学校高压和严格的处罚管理，隔絶西藏孩子和父母、母语、传统文化，乃至藏人社会间的联系，强制推行几世纪前澳洲和加拿大等地殖民者将原住民孩子送入白人家庭的同化政策和手段，试图消灭西藏文化。中共的目的是将藏人孩子与原生家庭隔離，淡化原生家庭对儿童的宗教与文化，母语等的影响，达到从根源加速同化藏人的目的。
西藏以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独特文化和语言、宗教、本民族认同的藏民族，而中共惧怕和敌视的就是藏人独特与汉人之外，藏人作为异族的存在，让中共统治者不放心。
还有清洗殖民者的语言文化，也是殖民者体现其权力的方式，所以中共在西藏的一切政策的源头就是同化藏民族，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控制西藏人。
来源：风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