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ibyesh Anand（迪畢石•阿南德）:
譯者：卜花兒:

 

“噶瑪巴是中國間諜？”“達賴喇嘛的繼任者可能是中國的奸細？”“這是中國為控制邊境地區使用的新花招？”媒體對噶瑪巴喇嘛的猜疑令人髮指。可悲的是，這種新聞報導沒有以任何實情調查為依據，這不僅暴露了印度媒體的工作方式，也打擊了藏人對印度民主的信任，進而危害了印度在西藏的長遠利益。

 

警方在搜查中發現了價值幾千萬盧比的現金，最多也可能只是噶瑪巴寺院管理者處理金錢不夠規則，或不太透明，他們當然要為此負責。但是指責一個人為另一個國家的間諜，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不應隨便提出，因為會損害他或她的名譽。這種新聞報導撲風捉影，也顯示了對生活在印度的西藏人缺乏了解。

 

第十七世噶瑪巴伍金•赤烈多吉是噶瑪噶舉派的教主，具有藏傳佛教中最悠久的轉世傳承。他是同時被達賴喇嘛和中國政府承認的為數不多的喇嘛之一。這並沒有什麼陰謀可言，在整個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中國對西藏境內的宗教人士還比較通融，對喇嘛轉世的選擇也能與達賴喇嘛及其他流亡中的喇嘛諮詢，協調。到1995年，在班禪喇嘛轉世發生危機之後，這種寬容不復存在。

 

第十六世噶瑪巴圓寂後轉世的選擇本身也一直有爭議，另一位是聽列泰耶多傑，由噶瑪噶舉派的重要人物夏瑪巴認證為噶瑪巴。很多人都說夏瑪巴與印度安全機構及政府機構由密切聯繫。但是，大多數藏人已接受達賴喇嘛的選擇。在中國控制的西藏，實際上對噶瑪巴的崇拜已僅次於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在西藏格魯派寺院（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教派），都能看到噶瑪巴的照片。對普通藏人來說，噶瑪巴與達賴喇嘛相距不遠也增加了他的神聖性。

 

噶瑪巴確實避免做反對中國的政治聲明，北京也因此沒有對他有所指責。同樣，這也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在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時，中國也沒有公開批評他，直到他發表公開聲明之後。北京並不想因為譴責噶瑪巴，而幫助製造出另一個全球公認的人物，成為自由西藏運動動員的象徵。此外，在歷史上，歷代噶瑪巴也一直避免政治，因為在西藏傳統政府中，格魯派一直起主導作用。專注純粹宗教事務，第十七世噶瑪巴是在保持前世的傳統。

 

不幸的是，在了解藏傳佛教派系之間及中藏關係中的微妙之處之前，印度媒體就對噶瑪巴的非政治立場起疑。對噶瑪巴 1999年逃離西藏的一直不斷的揣測，使我想起了一部日本陰謀論電影，編導認為他是被“派”到錫金取回在隆德寺保存的“黑帽”。有趣的是，我是在北京得到的這部電影！

 

幾十年的文化革命一直未能動搖藏人對他們喇嘛的信念。印度媒體對噶瑪巴的攻擊只會增強藏人對他的尊重，但對印度肯定會適得其反。因為作為藏傳佛教信徒，無論是在流亡之中，還是居住在邊境地區，西藏和世界其他地區，都會因這種對宗教人士的羞辱而憤憤不平。試想，如果這個宗教人物是夏希伊瑪目（Shahi Imam）或蘭德福（Baba Ramdev），媒體會這麼隨便地編派這種未經證實的故事嗎？

 

中國強硬派官員一定會對印度媒體的這場鬧劇笑翻天了，他們知道，這將不僅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會中產生疑惑，也會使生活在中國境內的藏人對印度失去好感。1940年年代末以來，印度已多次讓藏人失望，包括在提出獨立要求時需要的幫助與支持，以及在1954年，與中國簽署關於舊西藏國家的協議（Panchsheel agreement，中國譯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全名為”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及交通協定）。印度是為十多萬流亡藏人提供了庇護，但我們不要忘記，流亡的喇嘛是安穩的基石，對邊民的撫慰比印度軍隊更為有效。藏人對他們的印度主人的感激也異常慷慨，不願提起這個不大但令人尷尬的真相，直到1951年，那些有爭議的邊境地區，既不是中國的也不是印度的，而是西藏的。作為回報，印度人最起碼可以做的是，如果沒有證據，不要惡性中傷藏人宗教領袖。這個要求不過分吧？

 

印度斯坦時報
2011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