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扬次仁
编者按：本文根据作者于2026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的首届「民主中国与未来图伯特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从流亡藏人的民主实践出发，回顾过去六十六年的民主制度发展，并探讨民主中国、汉藏对话以及图伯特未来等相关议题。此次论坛由「藏人社区发展基金」和「图伯特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来自图伯特、华人社会及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和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就民主、人权、非暴力、汉藏关系及图伯特未来等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9 月 2 日是「图伯特民主日」。在首届「民主中国与未来图伯特论坛」期间，来自图伯特、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荷兰、澳洲、日本、台湾、印度及南蒙古等地的学者、专家和中国民主人权活动人士齐聚印度达兰萨拉，围绕民主、人权、汉藏关系以及图伯特未来等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在这一特殊的时间和背景下，回顾流亡藏人六十六年的民主进程，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从 1960 年第一届图伯特人民代表委员会成立，到民主宪政建设、最高行政领导人直接选举，再到 2011 年达赖喇嘛尊者主动放弃政治和行政权力，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经历了持续而深刻的发展。
六十六年过去，民主已经成为流亡藏人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讨论民主中国与图伯特未来的今天，流亡藏人的民主实践也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和思考的现实经验。本文从这一历史进程出发，回顾流亡藏人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当代实践，并进一步探讨民主、汉藏对话以及未来共同寻找解决之道的可能性。
一、从流亡开始的民主进程
1959 年，大批藏人离开图伯特，流亡印度。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生存、安置和教育，是如何让一个失去家园的民族继续生活下去，同时保存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社会传统。
但在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同时，达赖喇嘛尊者很早就开始思考一个长远问题：一个失去家园、长期处于流亡状态的民族，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1960 年 9 月 2 日，第一届图伯特人民代表委员会成立，13名经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宣誓就职。这一制度的建立，被视为流亡藏人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起点，9 月 2 日也因此成为「图伯特民主日」。
1963 年 3 月 10 日，达赖喇嘛尊者颁布《未来图伯特民主宪法草案》，进一步确立未来图伯特民主制度的基本方向。此后，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逐步发展。1991 年，《流亡藏人宪章》通过，图伯特人民议会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立法功能的民主机构。2001 年，最高行政领导人开始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使流亡藏人的政治制度进一步由传统的领导模式走向民选制度。
2011 年，达赖喇嘛尊者主动放弃政治和行政权力，将相关权力移交给民选领导人。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也使流亡藏人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完成从个人权威向民主制度治理的转型。
在此次「民主中国与未来图伯特论坛」的讨论中，流亡藏人的民主进程成为理解图伯特未来以及思考民主中国的重要现实经验之一。与会者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也具有不同的政治经历和观察角度，但民主、非暴力、对话以及未来社会的政治发展，是贯穿论坛讨论的重要议题。论坛最终也就非暴力原则、民主未来、图伯特历史与民主实践、汉藏交流以及相关法律问题等形成了共识。
二、从个人权威走向制度治理
流亡藏人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权力逐步从个人权威转向制度治理。
在民主制度框架下，行政、立法和司法各自履行不同职能，形成相互制衡的制度安排。议会负责立法、审议政策并监督行政部门，司法机构则依据法律履行职能。这种权力分立的制度设计，使政治权力不再集中于单一个人，而是受到制度、法律以及民意的约束。
2011 年达赖喇嘛尊者主动放弃政治和行政权力，是这一制度转型的重要一步。这并不意味着达赖喇嘛尊者在藏人社会中的精神地位有所改变，而是政治与行政权力正式交由民选领导人行使。
从民主制度的角度而言，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在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越来越建立在选举、制度和法律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的地位与权威之上。
三、民主制度仍在持续运行
如果民主只是六十年前的一段历史，那么今天谈它的意义就会非常有限。但 2025 至 2026 年的藏人行政中央选举说明，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仍然在实际运行。
根据藏人行政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选结果，共有 51,140 名藏人参加司政选举，共有 103 名候选人参选。这里需要特别说明，103 名是实际参选司政职位的候选人数，并不是选出了 103 名候选人。
最终，现任司政边巴次仁获得 61.025% 的选票。按照相关选举规则，获得超过 60% 选票的候选人无需参加最终选举，因此边巴次仁直接获得连任。
同一届选举还产生了第十八届图伯特人民议会。最终 45 名议员当选，其中 17 名是新当选议员。选举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仍然能够通过共同的选举制度参与公共政治生活。
新一届议会成立以后，议员通过程序选出了议长和副议长。其中，卓玛次仁当选为第十八届图伯特人民议会议长，成为图伯特人民议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议长。
这些变化说明，流亡藏人民主制度并没有停留在历史文件和制度设计层面，而是仍然通过选举、议会和政治程序不断运作。
四、选举之外，更重要的是权力如何受到监督
民主并不只是定期举行选举。选举只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当权力产生之后，如何受到制度、法律、议会以及社会的监督。
在流亡藏人的制度中，行政领导人由民众选举产生，议会则对行政部门进行审议与监督。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各自履行不同职能，形成制度上的制衡。
这种制度安排的意义，在于即使民选领导人获得了民众的授权，也不能因此不受约束。民主制度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只是“谁来统治”，同样也是“权力如何被限制”。
例如，第十八届图伯特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对司政提名的六名噶伦逐一进行表决，并最终批准他们进入第十七届噶厦。这说明，行政领导人的提名并不意味着行政权力可以完全不受制约，议会仍然需要按照既定程序进行审议和表决。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不仅是人民选择领导人，也是通过制度对公共权力进行规范和监督。选举产生领导人，但选举并不是民主的终点；权力产生之后如何运行，以及能否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同样是衡量民主制度的重要标准。
因此，民主是一套持续运作的制度，而不是一次选举之后就可以完成的政治安排。观察一个社会的民主制度，不能只看有没有选举，还需要看选举之后权力如何运行，不同权力机构之间能否形成有效的制衡与监督。
五、流亡状态下的民主实践
流亡藏人的民主经验还有一个特殊背景，那就是这套制度并没有建立在一个完整的政治领土之上。
六十多年来，流亡藏人分散生活在印度、尼泊尔以及世界各地。在缺乏原有家园政治与行政空间的情况下，藏人仍然建立并维持着自己的公共政治生活，通过选举、议会、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组织，逐步形成了一套持续运作的民主制度。
没有完整的政治领土，并不意味着没有公共生活；处于流亡状态，也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失去了参与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恰恰相反，流亡藏人的民主实践说明，民主制度并不一定要等到所有政治条件都已经具备之后才开始。民主可以在不完美的现实条件下逐步建立，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发展。
当然，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也并不是没有问题。藏人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社会环境带来不同的政治参与条件；年轻一代不断成长，如何提高年轻人的公共参与程度、扩大不同地区的政治参与、处理社会内部的不同意见，以及如何在多元意见之间形成共识，都是流亡藏人社会仍然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失去了意义。民主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能够让社会表达不同意见、进行讨论、作出调整，并通过制度不断修正和改进的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流亡状态虽然限制了民主制度发展的现实条件，却没有阻止流亡藏人建立自己的公共政治生活。六十多年的实践所体现的，不只是一个民族如何在流亡状态下维持社会运作，更是如何通过民主制度参与公共事务、表达不同意见，并持续决定和塑造自身的未来。
六、民主中国与图伯特未来之间的共同思考
今天讨论“民主中国与流亡图伯特民主愿景”，并不是要说流亡藏人的制度经验可以直接复制到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有自己的历史、人口和政治环境，未来的民主转型也必然会有自己的道路。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是在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因此，这套制度经验不能简单照搬到另一个社会。
但是，流亡藏人的民主实践仍然可以提供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民主并不一定要等到所有条件都成熟以后才开始。
一个处于流亡状态的民族，也可以从自身的现实条件出发，一步一步建立制度，通过选举产生领导人，通过议会监督行政权力，通过法律规范公共权力，并在长期的制度实践中逐渐形成新的政治文化。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未来的民主转型同样需要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以及不同政治立场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关系。
图伯特问题与中国民主问题并不是彼此完全孤立的两个问题。如果中国未来走向民主化，那么如何处理民族问题、如何保障不同民族的权利、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和平与非暴力方式解决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议题。
因此，流亡藏人的民主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社会观察和思考民主制度的一个现实案例。通过了解这一经验，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民主制度如何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建立和运行。
同样，对于藏人而言，未来的图伯特也需要面对如何在民主制度下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治理，以及如何与中国社会建立新的关系。
这也是藏人与汉人之间需要继续交流的重要原因。如果只是从各自的立场谈论对方，很容易不断重复过去的分歧；但如果真正了解彼此的政治经验，就能够共同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人民有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政治权力能不能受到制度约束？不同意见能不能和平共存？政治分歧能不能通过非暴力方式解决？
这些问题并不只属于藏人，也不只属于中国社会，而是民主中国与未来图伯特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也是“民主中国与未来图伯特论坛”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论坛共识提出，流亡藏人应当与中国民主运动组织和个人交流民主经验，介绍并推广流亡图伯特的民主实践，同时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因此，讨论民主中国与图伯特未来，并不是要把一种现成的制度模式直接套用到另一个社会，而是通过彼此的经验和交流，共同思考民主、权力、民族关系以及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等问题。
七、对话本身也是民主实践
民主不只是制度，也是一种处理分歧的方式。当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立场时，民主制度提供了通过选举、议会、法律和公共讨论处理分歧的渠道。而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之间，对话同样是寻找和平解决方案的重要方式。
汉藏之间长期存在政治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能进行对话。相反，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让不同社会了解彼此的历史经验、政治立场和未来诉求。
对话并不意味着必须立即消除所有分歧，而是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坐下来听对方讲话，承认分歧的存在，并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找解决分歧的可能。
对于藏人与汉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藏人需要更多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也需要倾听来自中国社会不同群体的声音；与此同时，华人社会也需要更多了解今天的藏人社会，以及流亡藏人在过去六十多年中经历的政治和社会变化。
此次论坛本身就是一种对话实践。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政治背景以及不同历史经验的人士，围绕民主、非暴力、图伯特历史、汉藏交流以及中国未来等问题进行交流。与会者并不需要在每一个历史和政治问题上拥有相同的答案，也不需要因为存在分歧而停止交流。
论坛最终形成的共识，也反映了在存在不同观点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交流寻找共同立场。
如果未来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图伯特问题，那么最终需要面对和参与这个未来的，也不仅仅是藏人，同样需要中国社会的理解。因此，今天的交流本身，就是在为未来创造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话不仅是解决分歧的一种方式，也是民主实践的一部分。
八、从民主日回望六十六年的民主实践
从 1960 年民选代表制度的建立，到民主宪政建设；从议会制度逐步完善，到最高行政领导人直接选举；再到 2011 年达赖喇嘛尊者主动放弃政治和行政权力，将权力移交给民选领导人，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走过了一条长达六十六年的发展道路。
这段经验或许不能成为其他社会的现成答案，但它至少说明，在并不理想的现实条件下，民主制度依然可以从实践开始，并在持续的制度调整中逐步发展。
此次“民主中国与未来图伯特”论坛的讨论，也让这段六十六年的民主实践与今天的现实产生了联系。民主、非暴力与对话并非彼此孤立的议题，而是寻找和平解决政治分歧过程中相互关联的重要基础。来自不同社会和不同政治背景的与会者，能够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展开坦诚交流，本身也是对话价值的一种实践。
六十六年的民主进程表明，民主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终点，而是一条需要持续走下去的道路。对于流亡藏人而言，这条道路仍在继续。
论坛虽然已经结束，但围绕民主、非暴力、对话以及图伯特未来的思考并不会因此结束。如何将这样的交流延续下去，使不同社会之间能够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继续寻找和平解决分歧的可能，仍然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
2026 年 9 月 2 日
本文根据本网总编蒋扬次仁在「民主中国与未来图伯特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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