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南：

—民族問題的兩重性

當曾經威脅世界安全的冷戰消失後，仍然徘徊於世界的則是由民族問題引起的糾紛和戰爭。在歐洲，曠日持久的南斯拉夫內戰剛剛停息，又有人說米洛舍維奇在選擇下一個攻擊目標，這場持續了八年的內戰是否真的停息了，目前做出結論似乎還有些早。

已經停戰的國家，例如俄國與車臣的關系仍然潛藏著許多危機，不知什麼時候，誰扔上一個火柴就可能又引爆出什麼。剛剛結束的北愛爾蘭和平會議又再度擱淺，這個困擾了英國幾十年的問題看起來雖然面臨結束，但實際上什麼時候完結現在還是未知數。

在非洲，贊比亞的內戰正在進行中，而前兩年讓聯合國感到頭痛的索馬裡的情況也並未完全好轉。

在亞洲，印尼雖然理論上承認了東帝汶的自決權，但親印尼的民兵組織進行的謀殺、襲擊使得和平不可能真正到來。在克什米爾地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歷史沖突新近又再一次爆發。

在中國，除了大陸和臺灣之間隨時可能出現的緊張局面外，民族問題，這一始終使中國感到困擾的問題並沒有隨著經濟的進展而得到解決。關心中國政治的人幾乎都相信，當某種高壓緩解或真空出現時，這個問題將不可避免的爆發。

大多數國家民族問題的形成及歷史淵源都和文化、宗教、語言、生活方式有著密切的關連；當然也和地緣政治、各種經濟、政治的利益糾纏在一起。解決起來則顯得困難和復雜。

盡管如此，這是一個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在民族問題上是選擇對話、和解，還是暴力、壓迫，這是關係到戰爭與和平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當俄國和主張自治的車臣在激戰的時候，捷克和斯洛伐克卻經過協商，平靜的分手了，沒有人為此而哀號。當加拿大的魁北克人主張獨立時，加拿大人盡管反對獨立，但並沒有採取行政的，或暴力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主張，而是通過熱情的呼籲，通過說服使得魁北克人繼續留在加拿大。最後當加拿大人就獨立問題進行全民公決時，多數魁北克人願意留在加拿大，使獨立成為泡影。事實證明，民族問題的最終解決只能依靠對話，由對話達成的和解會帶來長久的安寧與和平，​​反之暴力方式只會帶來暴力。

在中國的政治中，民族問題是敏感問題之一。雖然在目前的高壓政治中，它處於被抑制的狀態，但是任何環境的變化都會導致問題的爆發，就像暗中躍動的火山，沒有人能預測它究竟什麼時候會破土而出，人們也許還記得維蘇威火山的爆發曾使一個文明完全毀滅。

中國自秦統一後，與少數民族的戰爭一直連綿不斷。至今被視為人類工程史上的奇跡，並被列為世界遺產的萬裡長城，實際上是為了抵禦外族入侵而建造的。在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中，漢族王權大多數時候都處於一種防禦的態勢。盡管如此，漢民族至少經歷了兩次被少數民族徹底征服的命運。

至今談起往事時，國人聊以自慰的是漢文化的“博大精深”，無論什麼外來民族，一入中原就被同化了。這倒也許有點道理，比如統治中國三百年的滿民族，如果不越過山海關，今天說不定會成為一個國家了。蒙古若不是共產黨（蘇聯和中國）強行分裂出去，今天世界上不會再有曾經征服過歐洲的蒙古共和國存在。

在中國的歷史中，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史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有時也成了國勢盛衰的標志，例如漢朝和匈奴的關系，國勢強盛時就發動征服匈奴的戰爭，稍衰就採用安撫的政策（和親）。征服戰爭的目的，並非是為了掠奪，而是為了防衛，以保持邊境的安寧。因此漢政權與週邊的國家和民族大多數時間只是維持著宗主國的關系，並沒有實行實際的統治。

今天受世人矚目的中國和西藏之間的關系，歷史上也是這種宗主國的關系（地位和朝鮮、越南相似）。西藏問題之所以國際化，和中國對西藏的政策與做法是分不開的。

西藏在歷史上始終是一個充分自治的社會，有著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中國對西藏比較直接的干預是在清初派兵擊退了廓爾喀人的侵略後，才派出了駐藏大臣，但這種形式形同虛設，駐藏大臣不過是個徒有其名的代表，絲毫不能影響西藏宗教政權的統治能力。國民黨執政時期，也只是維持了和清朝同樣的形式，並沒有乾預過西藏的自治。

真正使西藏發生徹底變化的是共產黨政權，共產黨結束了西藏的自治狀態；將歷史上中國對西藏的間接統治變為直接統治。

如果共產黨能嚴守1951年與西藏政府簽訂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的話，也不會出現後來的諸多問題。《協議》規定﹕“中國當局將不改變西藏現行的政治制度，也不改變達賴喇嘛已有的地位、職能和權力，各級官員原封不動”“中央當局不強制在西藏推行各種形式的改革，西藏地方政府可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改革，當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他們應當通過與西藏領導人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這些看起來和平的條款如果有誠意的認真遵守，是不會發生後來中國與西藏間的戰爭及由此引起的藏民大逃亡。

達賴喇嘛是一個非常理性的藏族領袖，他之所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當之無愧的。除了和平與非暴力的主張外，他也是個非常智慧的政治領袖，雖然他主張﹕“西藏的前途——西藏人民本身應該是具有最後決定權的權威。”（1988年發表的有關西藏和平的五點建議），但是近年他始終主張西藏追求的是充分自治而不是獨立，他要求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他是一個顧忌現實的政治家。

目前執政的共產黨不僅應該總結和反省執政五十年來對中國國民犯下的各種錯誤（有的是罪行），也應該認真總結在民族問題上犯下的錯誤。用和平代替暴力，用對話代替對抗，實現民族和解，使中國各民族在二十一世紀，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能共同生存、和睦相處。這恐怕是使民族問題得到“長治久安”的唯一出路。

—原載日本《二十一世紀新聞》旬刊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