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姆曲珍
悠悠历史长河，绵绵雅隆雪山，西藏辽阔的草原碧蓝的天，这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地方。有人说，西藏是一个让人身体下地狱，眼睛上天堂，灵魂回故里的地方。的确，外来人就有这样的感受，不过西藏对西藏人而言，肉体在人间，精神在天堂，灵魂在永恒之中。
尽管如此，但这个民族历来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尤其是进入近代史， 西藏先受到政治危机，接着逐步受到文化危机，以及生态危机等等。遭受这样的极大危机不用说风雨飘摇中的西藏民族，甚至对一个稳如泰山的帝国也恐怕是致命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这三者中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今社会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与基础。同时笔者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也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文明。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国力强大的不是军事，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文化。
西藏民族正是一个极为重视文化的民族，尤其对精神文化的重视远胜于物质文化。其精神文化的核心又是宗教，以境界高深的宗教文化驾驶整个西藏民族。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宗教，也就是说藏传佛教是这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和净化灵魂的永恒归宿。藏传佛教的与众不同之处除了其博大精深的教义之外，仁波切转世体系和神圣的寺院佛殿不仅是藏传佛教的核心价值，也是一种文明和精华的体现。如；历经几百年及一千多年的达赖喇嘛尊者和班禅仁波切为主的各教派仁波切转世体系，以及以大昭寺和三大寺为主的各地寺院佛殿，这些是西藏民族今生与来世之祜主与皈依处，西藏人把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都毫不保留地交给这些皈依处了。
然而，中共占领全藏区，首先在政治上夺取其统治地位，并不断得到巩固后，便开始逐步毁灭西藏宗教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够彻底毁灭西藏民族的这一精神支柱与灵魂归宿—藏传佛教，西藏虽然失去了政权，但这是暂时的，等到时机成熟，东山再起是必然的。因此，在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掩饰下，不择手段，不断进行蚕食鲸吞藏传佛教。其手段首先从谋杀藏传佛教领袖开始，严厉控制各寺院，然后对藏传佛教圣地佛殿下手。
早在29年前的1989年1月28日，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第十世班禅大师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离奇圆寂，这至今对每个藏人记忆犹新。当时噩耗传出后，不仅惊呆了国内外全藏人，甚至与班禅大师形影不离的经师嘉雅仁波切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震惊不已。在《逆风顺水》一书中（第389-390页），阿嘉仁波切十分惊讶地表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离开时大师还好好的呀！”…… 经师嘉雅仁波切也表示：“晚上还好好的，早晨就圆寂了……”。第十班禅大师的健康状况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根据“笼中雄狮”一文，长达近十年牢狱之灾中大师的健康状况任然比其他狱友好的多。另外，班禅大师的私人医生噶玛曲培先生也称，大师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好。
中国自由派法学家，作家袁红冰教授和安乐业先生所著的《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中，详细讲述了如何谋杀班禅大师，参与人员，为何谋杀等。虽然，当时中共当局统一口径，称班禅大师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中央政府获悉后，专门派要员带领医疗专家赴日喀则，协助随身医生救治，结果医治无效。于1989年1月28日晚20时16分，班禅大师在日喀则德庆格桑颇章的“夏珠培杰林”净室内圆寂。这表面上讲的似乎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面破绽百出，首先大师圆寂的时间都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上述中共的讲法是元月28日晚20时16分，而班禅大师身边的经师、陪同官员、警卫等都表示，元月28日早晨6点多就圆寂了。无论如何，大师圆寂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89年1月28日早晨，并非是那天晚上20时16分。仅仅从这种没有必要出错的圆寂时间就能说明重大问题，这里面一定有鬼，否则为何这样弄虚作假？此外，当时大师的健康状况极佳，在主持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大典功德圆满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合葬灵塔的功德圆满，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今后我可以静心写些书了”。从佛教的角度讲，大师的密意中根本没有圆寂的迹象。即使所谓心脏病突发，当时班禅大师也不住在深山老林山洞，一位国家级副职领导人的随身医生一定有能力救治他，除非……
中共谋杀西藏宗教领袖，并非是班禅大师一人，色达五明佛学院创办人堪布·晋美平措仁波切，还有贡唐·丹贝仲美仁波切等的离奇辞世，记忆犹新，仍然朴素迷离，对世人留下了诸多疑问。
多灾多难的西藏民族，失去政治地位的伤与痛任然未消失，反而在加剧之际，接着又接二连三地失去了这些精神领袖，境内藏人顿时变得群龙无首，徘徊在漫漫黑夜之中，始终寻求着心灵的光明。在宗教领袖远离和失去的无奈之下，最终他们对精神领袖的依赖不得不转化到佛教圣地—大昭寺，这个藏传佛教各教派都五体投地地崇拜的圣殿之上，以物代人，垫补心灵的空虚。与此同时，境内藏人把大昭寺也转化为表达内心痛苦和诉求心愿的场所，于是，在1989年拉萨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时，示威者在大昭寺前的广场上发表演讲，高举西藏雪山狮子旗的民众在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游行。2008年，西藏又发生“戊子和平示威”运动，这一运动也是在大昭寺周围开始，不久便波及整个西藏三区，即；卫藏、康区、安多，成为1959年后规模最大的示威运动。
此后，大昭寺是藏人的佛教基地，也是中共的军事基地，成为“水”“火”二者的混合体。当局在大昭寺内外和周围八廓街，一年四季，全天候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和便衣警察，甚至在大昭寺平顶多处布置军警，架起机关枪，虎视眈眈，瞄准来往信众。最近几年对大昭寺的警戒更升一级，几挺机枪中间还暗中布置了阻击手，阻击手们不分昼夜地在那里寻找“猎物”。宗教场所寺院佛殿安置特殊兵种阻击手是除了西藏，绝无仅有的奇事。由此可见，现在中共当局在藏区最不放心，也是最痛心疾首的地方就是大昭寺。几位有全国性和地区性影响力的，“不听话”的仁波切都被干掉了，现在除了大昭寺，境内藏人再也没有影响力的皈依处了。由此可得出结论，此次大昭寺若不是被列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对象，就一定成了中共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成为“天津大爆炸”另一形式的再版。因为，习近平正要修宪做皇帝了，老江为主的老人集团，党内异己,以及各路诸侯能甘心情愿，让习顺利登基吗？
无论如何，时间必定能够证明发生这些令人错愕事件背后的真相。以下是围绕此次大昭寺火灾对当局提出的三个问题：
一、如果大昭寺是真的正常失火，那么，当局为什么还要如此遮遮掩掩？
二、当局对此除了极有限的报道之外（其实中共喉舌“新华社”22日发表的另一篇报导，声称着火地点是后殿二楼右侧通风室。这与公安部内部文件披露的“起火部位位于大昭寺主殿、金顶”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让当事人大昭寺僧侣或香灯师出来公开对社会说两句此次火灾的真实情况？
三、既然“寺内供奉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完好无损”，那么，火灾前和火灾后的该佛像怎么完全不一样？
综上所述，第十世班禅大师和拉萨大昭寺，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人与物，在一定层面不能相提并论。但现实中他们有诸多共同之处，第一、二者都是藏传佛教最圣神的皈依处；第二、班禅大师在文革期间身陷囹圄近十年；大昭寺也在文革期间被改成军队的猪圈和屠宰场；第三、班禅大师成为中共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大昭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第四、二者都是无神论者思想上的沉重包袱；第五、最后，班禅大师离奇圆寂了，大昭寺却奇异失火，二者都在不明不白中失去了（指“觉沃”）。
我们不知道此后还会失去什么？而在这失去中又对我们留下了什么？只是震惊吗？不！还对我们留下了让人得以觉醒的深刻启示！
2018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