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中国备受争议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生效仅剩不到四天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图伯特政策研究中心于今天（ 6 月 26 日）举办专题研讨会，严正谴责中国新颁布的法律，并指出该法是对图伯特语言、文化及民族认同生存的法律打压。
藏人行政中央民选政治领袖、司政边巴次仁作为主宾出席了研讨会。他在致辞中对该法律可能对藏人及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带来的深远影响表达严重关切。
司政表示：“再过几天，也就是 2026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府将正式实施其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 2026 年 3 月 12 日通过。乍看之下，这部法律似乎十分温和，内容谈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国家凝聚力以及构建共同身份认同。这些词语在任何社会中都代表着积极的理想。然而，历史一再提醒我们，一些最严重的不公义，往往正是以和平、秩序与团结之名而实施。”
他接着指出：“这部法律正是如此。对外界而言，它被包装成一部促进民族团结的法律；但对藏人而言，它代表的却完全不同。它实际上是将中国数十年来推行的同化政策正式以法律形式制度化，企图改变图伯特民族认同、削弱图伯特文化、限制宗教生活，并以国家所定义的民族认同取代图伯特独特的文明。从本质上而言，这无异于中国正在图伯特犯下反人类罪，并试图将种族灭绝以法律形式合法化。”
司政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该法律所涵盖的几乎所有同化措施，多年来早已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令、行政法规、教育改革、宗教限制、监控体系及维稳措施，在图伯特全面推行。因此，这部法律真正的重要性，不在于推出新的政策，而在于将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同化措施正式纳入法律体系。
司政还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政策可能改变，政治运动也可能结束，行政命令也可能被修订；然而，一旦政府将政治目标写入法律，就意味着试图使其正常化、制度化，并借此规避外界的批评。法律为那些本应受到谴责的政策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中国并非在图伯特建立一套新的制度，而只是替既有制度戴上一副法律的面具。多年来一直以‘维护稳定’‘发展’‘扶贫’等名义推行的政策，如今正式被包装成所谓的‘民族团结’。改变的只是措辞，而非真正的目的。”
司政指出，在该法律通过后不久，第十六届噶厦即于达兰萨拉召开的图伯特人民议会预算会议期间提出决议案，并获全体一致通过。决议明确否定该法律的合法性，并以七点内容谴责其为推动强制同化的工具，旨在削弱图伯特的语言、宗教、文化及民族认同。同时，决议指出，该法违反国际人权标准，也与中国《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相互矛盾。
司政进一步表示：“这项立法主要具有两个目的。第一，为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藏人、维吾尔人及蒙古人等民族长期推行的同化政策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律的核心内容，是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面上看似具有包容性，但实际上却要求拥有自身语言、历史、文化及民族认同的各民族，逐步放弃自身认同，服从于由国家所定义的单一民族认同。在这样的框架下，所谓‘团结’并非尊重多元，而是试图消灭多元。”
他继续表示：“第二，该法律试图将上述政策包装成合法制度，以逃避国内外的批评。一旦同化政策被写入法律，任何批评都可能被北京当局描述为反对法治，而非对国际公认人权义务的正当关切。中国正日益试图向世界宣称，各国政府、学者、媒体及国际组织提出的质疑，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而不是履行维护国际人权的责任。”
谈及中国占领图伯特以来政策的演变，司政回顾指出，中国历经军事占领、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各类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爱国主义教育、2008 年抗议事件后的全面维稳，以及近年来持续推动的“中国化”政策等不同阶段，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则是这一系列政策演变的最新阶段，将过去以政治运动方式推行的措施，全面转变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
司政强调，要理解这项法律为何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就必须首先了解图伯特本身的重要性。
他指出，图伯特并非只是中国行政区划中的一个地区，而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延续至今的重要文明之一，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一千年，人类居住历史更可追溯至更早时期。自七世纪吐蕃王朝统一以来，图伯特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外交传统、文字以及丰富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佛教自印度传入后，更深刻塑造了图伯特文明，形成以慈悲、非暴力及理性思辨为核心的文化价值。正因如此，中国长期推行的同化政策始终遭到图伯特人民持续而坚定的抵抗。
谈及国际层面，司政表示，这项法律对国际社会构成了严峻挑战。他指出，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其在多边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并试图重塑有利于威权治理模式的国际秩序。
司政特别强调，这部法律宣称具有「域外适用效力」（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中国国界，可被用来针对世界各地任何批评中国政权或其强制同化政策的人士。
他表示：“国际人权法明确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权保存自己的语言、信仰宗教、享有自身文化，并将这些传统传承给下一代。然而，中国长期在图伯特推行的各项政策，如今又通过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制度化，明显违背了中国自己已签署的多项国际人权公约。”
司政进一步指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法律同时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的法律体系。
他表示：“中国《宪法》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并规定保护所谓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民族区域自治法》亦明确保障少数民族保存和发展自身语言、文化、风俗及生活方式的权利。然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却将政治服从置于文化多样性之上，以同化取代真正的民族自治，完全背离了中国现行法律所作出的承诺。”
谈及《十七条协议》时，司政指出，该协议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质疑，原因在于其是在中国军事胁迫下签署，因此缺乏真正的法律及政治正当性。
他表示，即使姑且承认《十七条协议》的效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仍然与协议核心内容相互矛盾。《十七条协议》曾承诺保留图伯特原有的政治制度、宗教机构及生活方式，不强制推行改革；然而，中国当前推行的各项政策，却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以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为目标，不断重塑图伯特的语言、宗教、文化以及整体社会结构。
司政指出，图伯特问题至今仍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尚未获得解决的政治争端之一，其根源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图伯特并改变图伯特政治地位之后。
他表示，数十年来，图伯特人民持续抗争，核心诉求始终围绕着维护自身独特的民族认同、文化及宗教传统。
此外，他指出，图伯特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后，也彻底改变了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尤其使南亚多国开始与中国共享漫长且具有高度战略敏感性的边界，这些变化至今仍深刻影响区域安全、外交及战略稳定。
因此，他强调，图伯特问题绝非中国所宣称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国际人权、国际法、区域和平、环境保护，以及维护不同民族历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国际议题。
然而，司政强调：“藏人行政中央解决藏中冲突的核心理念，是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这是一项和平、务实且互利共赢的方案。它并非寻求图伯特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使藏人能够保存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及生活方式，真正成为‘自己事务的主人’。四十多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始终坚持通过对话与和解解决问题，因为唯有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和平，才是真正持久的和平，而不是依靠强制与压迫。”
他接着指出：“遗憾的是，刚刚颁布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却将中国带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它并未为建立互信与和解创造条件，反而以‘民族团结’之名，将同化政策全面制度化；它以强制取代对话，以一致性取代多元性。这样的做法不可能带来真正而持久的稳定，因为建立在恐惧之上的和平无法长久，而通过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宗教与文化所建立的‘团结’，既不是真正的团结，也不是正义。”
司政最后表示：“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十分明确：它可以继续走向强制同化的道路，不断加深彼此的不信任，并延续世界上历时最久的政治冲突之一；也可以选择接受‘中间道路’所提出的对话、和解与相互尊重，走向和平解决藏中问题的道路。”
在随后举行的研讨会上，印度退役少将加甘迪普·巴克希（Major General Dr. Gagan Deep Bakshi）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比较了印度与中国两大亚洲文明的不同特质。
他表示：“若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印度文明最大的特色在于包容、多元与鼓励不同文化共存；相较之下，中国文明则更倾向于追求同质化，并要求语言、文化及社会规范的一致性。”
他指出，印度的多元精神深受佛陀思想影响，因此对中国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削弱境内丰富的文化及语言多样性感到忧心。
巴克希将军还提到，中国近年来通过中共中央统战部扩大其海外影响力，并以跨国镇压等方式，在世界各地推动其政治目标，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新德里「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主席贾亚·德夫·拉纳德（Jayadeva Ranade）则分析了推动该法律背后的关键人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指出，习近平出身于中国共产党“红二代”家庭，对中共体制内部权力运作有深刻了解。正是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各少数民族逐渐失去维护自身文化、传统与民族认同的空间。
他同时表示，在习近平执政期间，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及国家机构中的代表性也持续下降。
图伯特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增德萨博士表示，中国虽然通过大规模基础建设展现了国家建设能力，但其无法容纳内部多元文化，正反映出中国在民族国家建构上的根本缺陷。
谈及图伯特时，他指出，尽管中国宣称在图伯特的治理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由于长期推行高压政策及各项限制措施，始终无法让藏人真正产生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最后，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教授斯里坎特·孔达帕利（Professor Srikanth Kondapalli）作总结发言。
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多项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表面上均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并提供特殊保护，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相关政策却与法律精神存在巨大落差，导致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所获得的承诺大多未能兑现，也因此普遍感到失望。
本次研讨会全程由图伯特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藏拉·丹巴坚赞全程主持。
记者/责编：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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