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美玲／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

社会学是分析社会现象的科学，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描述现象，也进行分析批判，是一门兼具知识与实践的学科。然而，当我们将这些基本的社会学研究行动视为理所当然，往往忽略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学研究，其实需要自由的学术环境才得以存在。当处于高压集权的政权统治时，压迫者往往不容许被压迫者研究自己的社会，更不可能让被压迫者藉由社会学，认识自己及其所处的社会处境。藏人教育社会学者Dr. Gyal Lo的经历，正提醒了我们这个事实。

Gyal Lo出生于被中国统治的西藏，他的藏文名字依标准藏文发音应译为Gyal Lo。但在中共的汉语教育下用中文发音变成「嘉洛」，英文就翻成Jia Luo，成了他身份证件上的名字。今年三月，我以本校国际文化研究中心「子计画三：移民、不平等公民与批判法律研究」计画主持人的身份，邀请Dr. Gyal Lo以「中共殖民地寄宿制学校与西藏文化传承前景的社会学解读」为主题发表演讲，并录制了两集podcast。 [1]本文所要呈现的重点在于：为何一个在西藏境内受教育的知识份子，会对社会学产生兴趣，进而成为学术专业者？以及，Gyal Lo又是如何以社会学视角，进行西藏社会研究？

从社会学思考自身的社会发展

Gyal Lo出生于藏区的安多，小学时正值中国的文革时期，在学校只能使用普通话，但生活环境中仍以藏文为主。因为先天的脚部残疾，他日后无法从事耕作或放牧，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真读书。然而，即使他通过了小学老师的甄选，却因为身体残疾而被取消资格。之后，Gyal Lo靠着旁听与自学，考上了西北民族学院藏文学系。大学期间随着知识的增长，他从一个仅考虑自身前途的年轻人，蜕变为关注自身民族与社会发展的知识份子。在一次与藏人尊敬的仁波切讨教的经验中，他开始认真思考：为何藏人拥有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但社会却没有能够出现相应的发展？

Gyal Lo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在系上教授藏文公文书写的课程，但这个科目完全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他自己也觉得这些内容索然无味。于是，Gyal Lo自己编写藏文教材，教授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批判思考。学生开始将所学应用到当时社会议题的各种缺失，甚至向系上主动提出问题或反映各种不足。系上高层为了避免学生因为学习社会学，而引发向权威提出质疑的星火燎原，就直接以「教学内容不符规定」为由，不准他继续传授社会学的知识。 Gyal Lo表示，这是他个人首次遭受到不能自由研究学术的困境：当他试图透过社会学知识，引领学生自主批判思考、对于现况提出质疑，并寻求解决社会重要议题的可能出路时，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刚发芽的社会学藏文教材就被连根拔除了。

发展以藏人为主体的教育／社会学

Gyal Lo认为中共实施汉化政策，有意识地弱化藏语的发展，使得藏人失去与西藏传统文化的连结。而其中主要的症结，在于教材语言或内容极度地偏汉弱藏。于是从2000年开始，他用藏文编写教材，并大量印刷，将之推广到西藏各区学校，引起藏人社会相当大的回响，甚至开始进行师资培育。但这个重要的文化复兴行动，抵触了中共「同化中国境内少数族群」的基本原则。在初期尚未引起关注时，还能够暗中进行；但随着其影响扩大，引发中共当局的注意，在2003年被要求马上停止师资培训以及藏文教材的使用。

不过， Gyal Lo自发地设计藏文教材、进行文化复兴活动的举动，引起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的注意，该单位长期关注殖民统治下受压迫者的教育体制。于是Gyal Lo趁着受邀到该机构访问的机会，继续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于2015年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改写博士论文出版Social Structuration in Tibetan Society: Education, Society, and Spirituality (Lexington Books，2016)。这本著作超越了现今英语世界以及中共对于西藏社会文化研究出版的限制，能够直接引用藏文原典，并以西藏「局内人」的位置书写。 Gyal Lo运用英国社会学家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并结合西藏佛教哲学家宗喀巴的思想，分析理解西藏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提出西藏社会结构与文化具有精神性的特色。特别是中共将西藏的传统历史与社会文化，界定为「黑暗的封建农奴社会」，并以此做为其占领至「解放」西藏的理由。 Gyal Lo 的著作完全颠覆了中共对西藏的「落后」标签，而从精神性的面向，点出中共从马列主义的物质论观点、以及汉人中心理论解释西藏历史的谬误。

移植的社会化：中共在藏区的寄宿学校体制

Gyal Lo于2017年回到西藏，获得中国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职位。他从侄孙女们被送入同化藏族儿童的寄宿学校之后所出现的行为转变，惊觉到整个族群正面临文化灭绝命运的过程。中共为了贯彻将境内少数民族彻底同化的政策，直接从开始学习语言的阶段开始，将四岁幼童强制送入中共设置的寄宿学校，接受以普通话为主、效忠共产党的洗脑式教育。导致这些孩子在假日回到自己的家中时，往往已无法和父母、祖父母等长辈沟通；甚至因为长辈们不说普通话，而产生轻视的态度，并对自身的西藏文化疏离。也就是说，藏人自己生的孩子，却因为被送到寄宿学校，而变成家中的陌生人。 Gyal Lo发现，在这种寄宿学校体制长大的孩子，日后都面临了文化无根、无所适从的认同真空状态──他们既无法融入汉人社会，也失去了与家人的连结。

Gyal Lo 于是开始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他在两年的时间内，参访了50多所寄宿学校，记录中国教育政策对藏人社会的影响。中共设立的寄宿学校，是对少数民族进行文化灭绝的重要手段。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家庭、学校、同侪、职业等均是重要的社会化来源；而在进入正式的国民教育之前，家庭教育原本是儿童最主要的社会化场域。然而，中共为了贯彻其汉化政策，将家庭社会化的功能完全由寄宿学校取代，断绝了西藏传统口传的实作知识，以及传统菁英文化的教育传承。取而代之的，是效忠中共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以「移植」汉化的方式──Gyal Lo称之为「移植的社会化」──彻底地进行文化灭绝，以此消除藏人的认同以及对中共的反抗意志。对这个现象实地调查的资料，真实地揭露了中共殖民统治的残酷性，却因为触犯中国政治禁忌而成为中共整肃的对象。

出走与发声（exit and voice）

其实，当Gyal Lo在加拿大取得博士学位、回到西藏任教之时，他抱持着继续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热情，希望提升并开创新的学术议题。他特别希望用藏文的教材，来启动西藏社会学的发展。因此，他集中心力从事藏区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并以西藏为主体的角度，进行学术写作与发表。然而，这种以西藏文化为核心，讨论社会文化与教育之间关系的论述，却因碰触到中共统治者的底线，而没有发表的空间。他表示：「我从他们的评语中可以看出来，他们认为藏族从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藏民族从来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

Gyal Lo 在2020年因「具有西方背景的外籍藏人」的身份而被迫逃离中国，定居加拿大，从此积极投身于西藏教育权利的倡导工作，他以在藏区调查的资料，向全世界揭露西藏文化面临灭绝的迫切危机。 Gyal Lo的遭遇，揭示了在极权统治制度下，社会学知识发展与教学所遭遇的阻力，以及它如何被当权者视为威胁所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呈现出社会学知识可能产生的作用与能量。正是这个体认，让他坚定个人的使命，选择了离开，并且大声地对世人疾呼中共寄宿学校政策对于西藏文化产生的后果。

来源：巷仔口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