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增次旦 *
中共中央于8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为期两天的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会议次数上可以看出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此前已经举办了六次座谈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在入侵西藏的初期没有这样的政策执行机构。中共建国初期，共产党的领导层成立了西藏工作委员会，制定和实施了所有有关西藏的重大决策。
西藏工作论座谈会（英文简称：TWF）或称全国西藏工作座谈会，自1980年3月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首次召开以来，已成为由党、政、军机构最高领导人参加的中共有关西藏问题的主要决策机构之一。 更确切地说，西藏工作论座谈会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针对西藏事务最高级别的会议，每次会议上宣布的方针是中共当局对西藏工作意志的体现，也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员处理西藏事务的政策指南。
自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北京决定将中国统治下的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省的藏区全部纳入西藏工作论座谈会的大框架内，流亡藏人认为这是中国对西藏政策的重大转变。围绕政策转变的决定可能归因于2008年席卷青藏高原的抗议活动。
与前五次会议不同，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在习近平领导下分别于2015年8月和时隔五年后的2020年8月召开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忽视这两次座谈会都是中共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后举办的，北戴河会议是中共元老和现任党的领导人每年在湖北省的一个海滨度假胜地举行的一次高度机密的年度会议，讨论有关中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等重要问题。因此，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表明了西藏在习近平以振兴中国为首要任务的宏伟的“中国梦”构想中的意义。
我们不能同时忽视这样一种理论，即第七届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不仅仅是为了西藏而举办，更多的是这一会议被用来作为借口，强调西藏在中国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中地缘战略的重要性。鉴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访问西藏自治区，包括访问了与印度有争议的边界地区，虽然中国的新闻媒体没有指明边境地区，但中国媒体的一张宣传照片显示，他与一对身着传统西藏山南传统服装的藏人夫妇坐在一起。但不知何故，这张照片注明他访问了与印度阿鲁纳恰尔邦达旺镇接壤的山南地区错那县。由于与西藏有关的报告和评估通常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和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进行，因此他的访问被视为罕见和不寻常的。同时，他在访问该地时强烈呼吁当地政要和民众学习和实践有关习近平“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讲话和思想”。
此外，负责西藏维稳工作的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丁叶现（Ding Yexian）尽管在7月初正式宣布调任，但他仍在拉萨露面。很明显，北京方面出于数个原因阻止了他的调任。首先，在王毅访问西藏自治区期间，丁叶现需要向王毅正式展示维稳措施的实施情况。另外，今年7月底至8月中旬，中国任命第十一世任班禅坚赞诺布访问西藏自治区期间（链接），丁叶现陪同坚赞诺布进行视察。第二，更重要的是，西藏自治区领导层需要丁叶现在维稳领域的专业知识，从而为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打下基础。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汪洋在今年7月初，以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8月初到西藏自治区考察扶贫工作，为共产党领导为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在今年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十个必须”，是为了共产党在新时期，至少是未来五年的治藏政策而设计的。然而，考虑到其“十个必须” 的影响，必须深入研究其中概述的一些准则。比如，习近平在2018年有关西藏宗教人员必须具备“四条标准”的要求。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但在最近一场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学术讨论中，围绕中国少数民族政策核心的区域自治制度改革的争论，被习近平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淡化。习近平说：“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西藏实现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是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业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简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2015年8月举行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
北京对改变西藏政策缺乏兴趣，可能与各级统战部门相关的数百万官员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有关。我们可以把北京的藏人作家次仁唯色女士提出的论点来阐明这一观点。次仁唯色女士指出：“ 这么多的官员实际上都是吃民族饭的。如果民族政策的调整或者改变，对于这些官员的利益来说会是一个影响。他们会阻碍民族政策的调整。”
同样，在中共援藏计划的大背景下，数千名中国内地省份的中层干部被称为援藏干部，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各级党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身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也肯定会抵制中共西藏政策的任何变化。自1994年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中共的援藏计划已将整个西藏自治区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项目联系起来。涉及到援助省份、中央部委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资金投入。这些强大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援藏计划来监控他们的项目，这些援藏干部得到了快速的晋升，如果他们没有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工作，情况就不会如此。吴英杰就是其中一名援藏干部，但他最终成为了西藏自治区的最高领导人，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通过这种方式，援藏计划已经成为援藏干部的发展平台，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赚钱机器。
中共正在西藏进行的大规模再教育运动中另一个值得强调的政策是，习近平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大力强调，对西藏各学校中展开思想灌输方面的工作。习近平说：“要重视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换句话说，中共内部越来越担心年轻一代的藏人参与到西藏自由斗争的各个方面。关于北京再次启动对西藏对再教育运动，而不是仅仅依赖对西藏的镇压政策对决定，被视为是中共实现西藏长期稳定的解决办法之一。
同样，习近平在他的“十个必须”中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是提倡藏汉通婚。2014年，中共官员通过在西藏拉萨举行的一场民族通婚的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基于奖励制度的汉人与藏人、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政策。西藏自治区原党委书记陈全国在座谈会上强调：“以各兄弟民族通婚为重要抓手，促进西藏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 陈全国甚至用一句西藏谚语：“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 ”来描绘异族通婚现象。然而，汉藏通婚如果可以用一种简单而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解释的话，那就是如果在茶里加盐会怎么样？茶会有点咸，但会看不到盐，因为盐已经溶于茶中了。同样，汉藏通婚就犹如盐溶于茶中一样，藏人将慢慢“融合”成为汉人。根据《华盛顿邮报》援引的一份官方报告显示，西藏的民族通婚比例在过去五年中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从2008年的666对增加到2013年的4795对，因此，这些数据表明了中共在西藏推行汉藏通婚政策的紧迫性。
对于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我最后的感想是，北京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觉得没有必要展示藏人的参与。至少，他们选择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也是如此。但为了代表性，此前在西藏自治区担任过包括党委副书记在内的多个重要职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白玛赤林显然是唯一出席会议的藏人。
*丹增次旦为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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